一家銀行貼出拒絕高利貸的宣傳畫。但民間金融的合法地位與監管不解決，再多的宣傳也沒有用。 (CFP/圖)

由於樓市低迷，據估計溫州至少有220億熱錢轉戰民間借貸。 (CFP/圖)

　　浙江中小企業老闆“跑路”風似乎越演越烈，民間借貸鏈條的頻繁斷裂或者會引爆溫州式的金融風暴。 (謝正軍/CFP/圖)

　　逃跑的“炒錢團”

　　浙江高利貸“跑路”成風 中小企業危險迫近

　　南方週末記者 馮禹丁

　　在溫州民間金融史上，如此大規模的“跑路”潮實屬罕見

　　炒錢已取代炒房成為浙江人的投資首選，高利貸資金近一半在民間借貸市場來回拆借“空轉”

　　化解高利貸危局，必須要放開投資渠道以疏導資金，同時給民間金融合法地位並將其納入監管

　　杭州：“世道瘋狂”

　　杭州城高利貸莊家不下2000家。近期跑路的莊家，何金認識的已有3位，都是因為借款人跑路而隨之跑路的，而借款人跑路的更是“多了去”。

　　2011年9月10日淩晨，杭州一個小區停車場入口，高利貸業者何金(化名)一行四人冒雨“踩點”。

　　“現在是最亂的時候。”昏暗路燈下，身著正裝的何金踩滅煙頭，對南方週末記者喟嘆。

　　何金三十齣頭，入行3年，運作一隻數千萬元的“信貸基金”。兩天前，基金的一名客戶——杭州一家服裝企業老闆關機“跑路”(即潛逃)了。之前他向基金借了370萬元高利貸，作為銀行到期還貸的過橋資金，而4天后此人從銀行續貸出500萬元便人間蒸發，名下資産早以離婚等安排悄然轉移。

　　報案後公安局刑偵和經偵部門均不接案，答曰：“這種情況屬於欺騙，不是詐騙。”按現行法律，該筆貸款利息率超過法定基準利率(一年期貸款利率為6.56%)的4倍，合約不受法律保護。

　　何金面臨基金數十名股東的問責，記者9月7日聯絡採訪時，他回復短信，“水深火熱、焦頭爛額中”。

　　9日晚上，“線人”報説該客戶“前妻”將出現在這家小區，何金等人趕來徹夜守候，但無功而返。

　　第二天，何金又據線報遠赴江蘇找人。中秋節3天長假他都在“跨省追捕”中，還是無功而返。

　　如果這370萬元最後追不回來，何金大約要向股東們賠付20萬元，“小半年白幹了”。

　　但變故卻絲毫沒影響何金的職業熱情。“幹了這行之後不會想幹別的。”他坦言，因為“來錢太快、太容易了”。

　　入行的第一單放貸600萬元，兩個月他掙了7.2萬元(月息6%，他提成10%)。他還親眼見到有人3年前拎著5萬元入行，如今身家2000萬元；另一方面，幹這行有個最大好處——“不求人”，“無論多大身家的老闆，見了我們都是低聲下氣的。”他説，“這個行業的人都由內而外地自信和強勢。”

　　如此的行業魅力吸引的當然遠非何金等人。江浙民間借貸的平均月息已經超過1毛(年化利息率120%)，最高的能達到月息100%。在畸高利潤的誘惑下，眼下杭州城從事高利貸業務的投資公司、擔保公司、典當行、寄售行、地下錢莊等，據何金估計不下2000家。

　　即使是投資何金基金的投資者，也都集體作出了更冒險的選擇——他所在的基金為投資者提供兩類選擇，一類風險相對低收益相對低，另一類風險更高收益更高，但他介紹説，幾乎所有的投資者都選擇了後者。

　　在他看來，放高利貸和賭博是一回事，賭的是借款人的信用。“什麼都靠不住，最可靠的是感覺，看面相，印堂發黑的人千萬不能借。”何金總結他的經驗，“幹我們這行，《易經》、風水啥的也要懂點”；其次，忌貪，“借高利貸就像吸毒，借了一次就有第二、第三次，直到被毒死。我們要做的就是在他攝毒過量之前切斷毒源”。

　　“火眼金睛”的何金把自己的這次走眼，歸咎於“世道瘋狂”，杭州城高利貸莊家中跑路的，他認識的已有3位，都是因為借款人跑路而隨之跑路的，而借款人跑路的更是“多了去”。

　　放眼全國，今年以來因民間高利貸而起的跑路、暴力追債、自殺等惡性事件在浙江、陜西、鄭州、江蘇、福建、內蒙古包頭、鄂爾多斯等地都不絕於耳。

　　溫州：多米諾“跑路潮”

　　周德文説，在“重災區”龍灣永強，僅8月份就發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億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

　　在民營經濟和民間金融最發達的“借貸之城”浙江溫州，資金鏈條已異常緊繃。

　　中秋夜，本報記者獲悉，至少有3家溫州企業老闆因無力償債而做了“走佬”：洞頭縣奧米流體公司董事長和總經理等高管集體失蹤；“泵閥之鄉”永嘉縣的阿斯泰泵閥公司老闆跑路和浙江祥源鋼業、溫州寶康不銹鋼製品有限公司董事長吳保忠失蹤(現已歸案)。

　　節後的溫州，無論是街頭巷尾，還是本地網上論壇“703”中，“老高”(放高利貸的人)跑路、“走佬”都是人們熱議的話題。

　　9月14日，記者趕往寶康公司所在的藍田標準廠房東區2號查看，佔地約1000平米的廠房大門緊鎖，沒有任何標牌顯示這家公司的身份。繞道至廠房後，緊閉的鐵皮門上有一行小字“寶康不銹鋼管有限公司”。透過門縫，偌大的廠房內除了一堆不銹鋼管和設備外空無一人。記者長叩廠辦公室鐵門，躲進屋內的數人始終不應答。

　　坊間傳言，董事長吳保忠所欠債務包括2億元銀行貸款、8000萬元民間借貸和5000萬元承兌匯票。

　　在此之前，據記者不完全統計，4月以來溫州已見諸報端的涉嫌高利貸的“老高”跑路事件已不下10家：江南皮革董事長黃鶴逃往國外，波特曼咖啡老闆嚴勤為、天石電子老闆葉建樂、巨邦鞋業老闆王和霞、錦潮電器老闆戴列竣、耐當勞鞋材公司老闆戴志雄、落之神鞋業老闆吳偉華、蝶夢兒鞋廠老闆黃傑等均出走，百樂家電女老闆鄭珠菊攜款潛逃被警方追捕歸案。

　　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告訴記者，在跑路“重災區”龍灣永強，僅8月份就發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億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

　　在溫州民間金融史上，如此大規模的跑路潮實屬罕見。“如果不是走投無路，這些人不會逃的。”浙江人民聯合律師事務所主任何延法告訴記者，有的債權人有黑社會後臺，債務人一跑人身安全就失去了保障，而溫州人鄉土觀念重、好面子，跑路等於自毀後半生的信用，“一般欠個幾千萬都不會跑”。

　　但數量級已經改變。數據顯示，截至9月8日，“鄭珠菊案”自發登記的債主名單已經上升至7頁，涉及85人共計8948.62萬元，鄭珠菊共欠債權人的現金借款、銀行承兌匯票等高達2.8億元。

　　而江南皮革一案，南方週末記者獲得的一份由中源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江南皮革破産清算專項審計報告》顯示，截至4月6日，江南皮革公司負債約2.6億元，其留下的資産總計約為1.7億元，所有者權益約為-8741萬元，嚴重資不抵債。

　　江南皮革欠中國銀行、深發展、浙江農合三家銀行的短期借款和應付票據分別為6400多萬元、1400多萬元和2200多萬元。而通過銀行借款和辦理應付票據，從光大銀行、民生銀行、中信銀行和中國銀行借出卻又無法確認資金使用情況的，總計達6315萬元，其中光大銀行達到3000萬元。另外，截至5月31日，其供應商向龍灣區成立的清算組申報債權整理數為8231萬餘元。

　　“這只是賬面上，最近幾個月又有很多債權人登記，沒統計在內。”清算組內部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還不知道黃鶴私底下跟民間借了多少錢。”他認為，江南皮革倒下引起的恐慌導致了民間借貸的資金擠兌效應，“後面發生一系列事件，或多或少跟它有關係”。

　　最典型的便是8月案發的涉及15億元的原甌海區國土資源分局公務員王曉東案，當時王遭到債權人“擠兌”，以“自首”形式向警方尋求庇護，被控于溫州龜湖飯店。

　　王的一位朋友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王平時為人和善，不賭博、不玩女人，“只愛喝點小酒”。事發前，一位借給他180萬元的債權人因銀行貸款到期，向其討要債款。他一直敷衍，債權人警覺後聯絡數名債權人一起逼債，王為自保，前去警局自首。

　　還有更多的高利貸業者行蹤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債主們也不敢拿他們怎麼樣，就這樣硬挺著，還公開放話：把我逼死了，一分錢也拿不到。”溫州企業家協會副會長、浙江天龍集團總裁陳奎洪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這場地震讓我想起1985年的溫州‘抬會’崩盤。”浙江攀遠律師事務所主任顏貽潘對南方週末記者説，近幾個月來，他幾乎每天都會接待上門諮詢或委託高利貸合同糾紛事宜的客戶，“超過2億元的不少於10個人”。

　　他所指的當年溫州樂清抬會“炸會”(即崩盤)，會款發生額達8億元，參與人數達30萬之多，致63人自殺，200余人潛逃，近千人被追債者非法關押、拷打，數萬家庭傾家蕩産。類似的事件還包括1999年溫州平陽水頭髮生的“會案”，2004年蒼南爆發的“礬山連環會案”。

　　全民轉戰高利貸

　　“溫州人以前炒房，後來炒礦、炒煤，現在則是‘炒錢’。”

　　“浙江民間金融的土壤豐厚，起源於隋唐的‘呈會’、‘抬會’、‘標會’等就沒有中斷過。”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史晉川教授告訴南方週末，呈會(又稱千千滾會)幾乎在溫州的每個村莊都流行過。

　　改革開放以前，浙江民間金融主要存在於互助性消費領域，之後募資方式沒有變，但資金用途流向了創業和投資領域。民間借貸為浙江發達的民營經濟立下了汗馬功勞。

　　2010年銀根收緊之後，企業對資金的巨大需求缺口拉高了民間金融利率，2008年溫州民間借貸向公眾吸儲的平均月息為8厘，2009年漲到1.5分，2010年上漲至3分(年息36%)，逐年翻番。

　　到2011年5月份，央行溫州中心支行監測到民間借貸綜合年利率為24.38%，正好在法律保護範圍之內(6.56%的四倍)。但官方數據顯然趨於保守，據記者了解，浙江民間資本的利息率平均水平實際為借款月息3%(年息36%)，貸出月息10%(年息120%)。

　　“什麼生意能趕上放貸？賣白粉也沒這麼高的利潤。”溫州擔保協會一位負責人説。

　　相形之下，溫州企業做實業的平均年投資回報率已經被擠壓至約3%-10%，而其他投資渠道也並無出路——在限購令、限貸令的雙重打擊之下，溫州商品房交易上半年同比下降近九成，土地流標率74%。周德文估計，至少有220億熱錢撤離溫州樓市轉戰民間信貸市場。在溫州當地報紙上，隨處可見“吐血拋售”房産的廣告，其中相當部分賣家是為了變現投入到民間借貸中。

　　“房子不讓炒了；炒煤礦被國企收編了，山西煤改讓溫州民間資本在煤礦上損失了900多個億；收藏品市場可能80%以上都是贗品。”當年溫州炒房團的始作俑者、超然不動産董事長吳昊對南方週末記者説，“資本是要逐利的，不去放高利貸，難道把錢放在銀行等著CPI吃掉嗎？”

　　資金的流向自然隨之發生改變。溫州市委黨校教授朱康對對南方週末記者説，“溫州人以前炒房，後來炒礦、炒煤，現在則是‘炒錢’。”

　　央行溫州中心支行上半年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溫州民間借貸市場規模達到1100億元，有89%的家庭或個人、59.67%的企業參與。其中，用於一般生産經營的僅佔35%，用於房地産的佔20%，停留在民間借貸市場上的資金規模高達40%(440億元)。其結論是，“民間借貸已成為樓市後的首選投資替代品”。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情況表明，資金短缺時代最大的財主銀行，也在或明或暗間推波助瀾。

　　記者了解到，不少高利貸資金的源頭其實是銀行，比如擔保公司的資金來源多數是銀行授信。百樂家電鄭珠菊一案，正是通過在民間收購銀行承兌匯票融資，從銀行貼現後，資金流入其在上海開設的擔保公司進行放貸，案發後查獲承兌匯票登記總額超過1億元。

　　每到月底，江浙很多國有銀行內部人為完成“存貸比”指標(該指標直接影響其下一期授信額度)，經常性地以高息向企業或擔保公司吸儲衝量，下季度初再由對方取出存款。作為交換條件，銀行內部人會幫忙向對方提供低息貸款。

　　多位人士告訴記者，浙江很多地方公務員可直接向銀行貸款50萬元，因此公務員中有不少做資金生意，從銀行獲得低息貸款後投入高利貸行業。在很多民間高利貸公司中，銀行職員就是股東，甚至有銀行員工自己就是“主角”——溫州某銀行塘下支行一位信貸員憑一紙假房産證7次從銀行共貸出了1652萬元投入到高利貸行業。

　　還有的放貸者通過與信用卡辦卡公司合作，以各種名義從銀行申請辦理出大量信用卡，然後刷卡購物在黑市變現，獲得資金進行放貸。這種操作幾乎無任何利息付出，只需按期辦理還款即可。

　　危險的春節

　　隨著年底春節還貸高峰期的臨近，跑路潮會愈演愈烈，如果不處理好，溫州經濟會有地震。

　　在溫州擔保協會的大門上方的液晶屏上，有一行滾動播出的“溫馨提示”：“擔保公司不允許從事放貸、吸儲等業務”，但該協會一位不願具名的負責人無奈地表示，這句話只對協會下屬47家融資性擔保公司有約束力。據他介紹，“正規”的擔保公司是為銀行信貸安全服務的仲介公司，從國家財政領取補貼，60%的資金必須存銀行，自身只收取客戶0.3%的年息，屬於高風險、低盈利行業。

　　但在溫州民間，市區人民路、錦繡路、龜湖路、百里東路等地段毗鄰而設遍地開花的擔保公司、寄售行、典當行和投資服務公司等，實際上從事的都是借貸業務。高速公路收費站口的液晶屏上，也公然打著投資公司“提供過橋貸款、短期借款”的廣告。

　　上述協會負責人估計，溫州大概有寄售行四百多家，擔保公司近千家，“永強那麼小的地方就有幾十家擔保公司”。

　　擔保公司是這兩年溫州民間放貸的主力軍。他們的錢大部分借自民間——普通家庭把錢交給中間人，中間人再借給擔保公司，形成一個金字塔結構。一家擔保公司的老闆跑路後，很可能讓成百上千戶普通家庭的借款血本無歸。比如非法集資15億元的王曉東案，據説參與此案的僅溫州甌海區政府機關的人員就有160多人。王曉東目前已解除拘禁，在家籌錢還款。

　　在溫州，很多擔保公司的老闆同時也做實業，“自己有資産，別人借錢給他更放心。”一位溫州擔保公司老闆許達(化名)説。放貸的老闆們大都愛炫富，比如寶康的老闆吳保忠開著價值500萬元的勞斯萊斯；百樂家電鄭珠菊一家豪車有十來輛，這往往是有意為之，“只有這樣，人們才會覺得你不可能還不上錢。”

　　那麼，擔保公司等集聚的大量高利資金到底流向了哪？業內人士介紹，近一半資金會在民間借貸市場來回拆借“空轉”，其餘則通常會流入一些投機性行業，或者賭博業。

　　但在目前的光景下，這幾個出口都是違約風險極大的高危地帶。沒有任何一個行業可以負擔50%以上的利息率，暫時的拆東墻補西墻對於借貸雙方來説，都是在“飲鴆止渴”。

　　一位擔保業內人士説：“一旦恐慌襲來，債權人一擠兌，引發連鎖反應，金字塔就會坍塌。”

　　可怕的是，多米諾骨牌還在倒下。除了不斷的跑路事件外，溫州涉及民間追債的突發性訴訟正大幅增加。多位溫州本地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預言，隨著年底春節還貸高峰期的臨近，溫州還會出現大規模的信貸違約，跑路潮會愈演愈烈。如果不處理好，溫州經濟會有地震，陳奎洪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