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元春，1931年2月出生在湖北武漢。1956年北京農業大學土壤農化係研究生畢業。

　　早期從事古土壤和土壤地理學研究，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參加和主持大型國家科技攻關項目“黃淮海平原旱澇鹽鹼綜合治理和農業發展”。1987~1995年任北京農業大學校長，提出和實踐了他的農業高等教育思想。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主要從事農業宏觀方面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農業科技革命、現代農業、生物質産業與後現代農業等一些新的學術觀點。曾任中國科協副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國家科技獎勵委員會委員等職。1991年和1994年先後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

　　現在有些年輕人總喜歡説“自我設計”和“我的選擇”。回想一下，在我經歷的79年中，絕大多數都是我在“被選擇”，能由我選擇的事很少。

　　但在一次一次的被選擇中，我常常遇到好的機會，除了“運氣好”以外，主要是我一生中做了一個選擇，那就是將“為人”和“做事”兩件事儘量做到最好。“為人”的核心是對自己、對家人、對他人、對民族、對國家、對大自然要有責任心和愛心，這是我對“修身”的理解。

　　“做事”就是把該做的事儘量做到最好。我在班上的學習成績不是最好的，但我是一個非常努力的學生；我在研究地學、土壤學、農學以及一些宏觀性問題的時候，總是很投入，很有激情，近幾年我對生物質能源也是如此。我的每一次發言、報告、講課以至PPT的每個細節我都是儘量準備得最好。其實，把事情做得儘量完美的本身也是人生的一大樂趣。

　　石元春每天起得很早，這是他年輕時在農村做土壤研究養成的生活習慣。“我們住在村裏，有時一大清早就會有老鄉來敲門：石老師快來呀，地里長蟲子了。”石元春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當年與農民朝夕相處的許多細節。

　　早起不是為了出門散步和做操，他在抓緊時間趕寫一本書《決勝生物質能源》。“生物質能源讓我找到了新的激情，我要爭取再多做點事。我要決勝呀！現在惟一缺的就是時間”。他握緊拳頭，像指揮家在空中用力地揮動了一下。這個做了一輩子土壤學的專家，喜歡用土表達個性：“只要有個土，我就會往土縫裏鑽。”

　　根深葉茂

　　“我能選擇的只有一條，那就是像我的老師和科學前輩們一樣，以極大的好奇心去追求科學真理，以最大的勤奮去將身邊要做的事做到最好。”

　　1931年的農曆正月初二，一個男孩出生在武漢一個小生意人家裏，家人為其取名“元春”。

　　他回憶道：“父親幼時很苦，念了兩年私塾就當了學徒。後來自己開了店，經營得不錯，家裏還算殷實。父親對讀書人很崇拜，母親是讀過書的半新式婦女。他們常叮囑我們：‘要好好讀書。一定讓你們都能念上大學。’現在回想起來，非常感恩。我是家中惟一的男孩，父親沒讓我幫他做生意而讓我唸書，這才給了我機會。”

　　石元春牢記父母的囑託，勤奮刻苦學習、認真做人做事。為了能夠取得優異成績，他夜裏躲在學校鍋爐房復習功課。那時最大的樂事就是在兩周放一次假的日子裏看美國西部片。奔馳在美國遼闊牧場上的“牛仔”和大自然旖旎的風光，使少年石元春無限神往。1949年高中畢業時，18歲的石元春就和幾個同學相約報考了武漢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農學院。“沒想到，美國西部片的影響竟決定了我們這批少年的一生。我當時報考的是武漢大學農學院和清華大學農學院，並先後收到兩所學校錄取通知書。父母要我上武大，我要上清華，最後還是遂了我的心願。但入清華才一兩個月，農學院就合併為北京農業大學了。”石元春很感慨地説。

　　石元春總結説，四年的大學生活充滿革命激情。“年輕人的激情憋不住呀！那個年代的活動很多，我大二就去江西參加土改，一去就是大半年。在大學畢業分配表上9個志願欄上，我填的全都是堅決服從分配、到邊疆、到農業生産第一線、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沒想到卻被分配留校攻讀研究生，我心裏還鬧情緒呢。當時全國都在向蘇聯學習，年輕人最理想的事業是做一個農藝師，身邊還陪伴著一個漂亮的姑娘。”石元春笑了。由於農學方面的蘇聯專家因病推遲來華，土壤專家先來了，石元春根據組織的安排，從農學系調到了土化係。一切重新開始。

　　聽課和學習一定要找最好的老師，石元春一直牢記導師李連捷教授的教誨。“他設計了我一生的學術藍圖，導師的這個理念使我有機會得到許多名家大師的教誨和熏陶。”回首往昔，石元春感激這些為中國科學事業兢兢業業、鞠躬盡瘁的前輩。“我遇到了好人和貴人。李連捷教授是著名的土壤地理學家。導師是第一屆學部委員，有大家氣質，他對年輕人培養教育是點到為止。‘石元春，你去聽一聽袁復禮先生和王乃梁先生的課。’我就騎上自行車去地質學院和北京大學。”石元春説他進了課堂才知道，這些教授都是我國最頂尖的專家。

　　嚴師出高徒，石元春在研究生期間，修讀了第四紀地質學和地貌學課程，同時參加了中國科學院黃河中游水土保持綜合考察隊的第四紀地質組。在天山腳下的大草原上，石元春終於實現了少年時代騎馬馳騁草原的夢想。石元春跟隨著導師李連捷等一批著名科學家從準葛爾到塔裏木，從阿爾泰到天山，穿沙漠涉冰川，進行多學科野外綜合考察。“那是我一生最浪漫瀟灑的四年。”一批激情滿懷的科研工作者風餐露宿，白天採集標本，晚上在星空下整理標本。無論是專家還是學生，大家住在一個帳篷裏，談論著各自的發現和感受。石元春一輩子都很懷念那段激情燃燒的日子：“在那樣的環境裏，我就像一塊大海綿，吸收到許多新鮮的東西。我就像變了一個人，我對大自然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如饑似渴地親近大自然。我好像是在和土壤對話。這一切不是書本上的知識，是實踐給我的感悟。”

　　老師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四年的新疆考察使石元春萌發了“地學綜合體”的科學思想。這種長時間鍛鍊、培養起來的系統綜合觀察問題、深入分析問題的思維方式，幾乎影響了他的一生，反映在他以後的全部工作中。石元春總結這歸納為人生做成的第一件大事的經驗説：“我的一生中，到底是我在選擇，還是我在被選擇？回首往事，更多是我在被選擇，我能選擇的只有一條，那就是像我的老師和科學前輩們一樣，以極大的好奇心去追求科學真理，以最大的勤奮去將身邊要做的事做到最好。”

　　擔當重任

　　通過20年的治理，災害頻仍和低産缺糧的黃淮海平原轉變成為中國的重要農業生産基地。

　　在北京中國農業大學校園裏，有一座漢白玉石碑，上書“改土治鹼，造福曲周”八個字。這是在1988年教師節，河北曲周縣人民送給北京農業大學的禮物。這塊石碑講述的是一個成功綜合治理旱澇鹽鹼的故事，它凝結著石元春和北農大老師們的汗水和功勞。

　　石元春和鹽鹼地的故事還要從50多年前説起。由於1957年大搞水利化和1958年大躍進中治理方針失誤，黃淮海平原發生了大面積的土壤次生鹽漬化，使鹽漬化土地面積由2700萬畝驟增到5000多萬畝。1963年，海河平原又發生大面積洪災。石元春在出席一些學術討論會上聽到各方人士對黃淮海平原鹽漬化眾説紛紜，莫衷一是。他很自然地將黃淮海平原與新疆荒漠帶土壤鹽漬化作了對比，感到這裡情況要複雜得多。他提出，大家看法之所以有分歧，癥結在於對這裡的水鹽運動情況不明。

　　科學家的責任感使石元春先行動起來。他那時沒有研究課題和經費，為了搞清楚土壤中水鹽運動的情況，每個月都背著土鑽和鋁盒，去北京南郊大興縣蘆城村採樣作圖，以了解土壤中水鹽的變化情況。“我每次去採樣總是晨出夜歸，坐5個小時公共汽車，扛著十幾斤重的土鑽，下車後還要步行30里路，才能到我做實驗的鹽鹼地。一個人打鑽取土4個多小時，回到學校已是精疲力盡，還要用近一週時間去處理和化驗採來的土壤樣本。就這樣幹了兩年多，可惜未待資料整理完，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散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份了解水鹽運動規律的渴求。”

　　石元春在渴望中等待著機會。他堅信絕境可以逢生。機會在1972年來到了。隨著大面積的土壤次生鹽漬化和大澇，後又連續數年大旱，1972年，周恩來總理在河北召開了北方17省份抗旱工作會議，並指示國家科委在河北組織“合理開發地下水”的科技大會戰，其中設置了綜合治理旱澇鹽鹼的課題和9個實驗區。石元春迎來了曲周實驗區和黃淮海平原這個更大的水鹽運動研究現場。1973年秋，他和北京農大土化係的6名教師，後來又陸續加入了各係二三十位教師，趟著水進駐了河北曲周縣北部的“老鹼窩”張莊村。

　　石元春的團隊進駐曲周實驗區張莊村後，和村裏商量先拿出400畝鹽鹼地做試驗。工程設計做好了許久，村裏卻遲遲不動工。石元春問村黨支部書記趙俄原因時，趙俄問他：“你們能待多久？”石元春反問：“老趙，你問這話是什麼意思？”趙俄説：“下來蹲點的工作隊是一年一換，你們走了，下撥來了又是一套，我們怎麼辦？”石元春堅定地説：“改不好我們就不走了！”趙俄説：“我等的就是這句話。”第二天工地上就轟轟烈烈地幹起來了。

　　石元春積蓄多年的激情在黃淮海平原上迸發出來。他率領著北農大的科研人員一手抓旱澇鹽鹼綜合治理工程的設計和施工，一手抓水鹽運動的觀測和研究。這些來自城市裏的科技人員夜以繼日，在頭三年裏，用土鑽愣是把一大片試驗地打得“千瘡百孔”，取得了數萬個觀測數據，基本了解了這個地區水鹽運動的特點，由此提出綜合治理旱澇鹽鹼的主體思想和綜合治理工程系統解決方案。石元春回想起那些治鹽鹼的日子至今仍然感慨萬千：“從1973年到1993年，我在曲周實驗站和黃淮海項目中一幹就是20年，建起了‘北京農大曲周旱澇鹽鹼綜合治理實驗區。’我們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治鹼，與農民的關係非常好，農民對‘農大老師’非常親。當時的科研條件非常落後，我們都是用一些最傳統的工具做研究，生活條件相當差，剛到曲周實驗區的人，會因飲水中含硫酸鎂等鹽類要拉五六天肚子才能逐漸適應。”

　　寒來暑往，日月如梭，黃淮海平原旱澇鹽鹼綜合治理工程越做越大，這個國家科技會戰最終發展到由4個部委主持，中央及四省兩市的204個科研教學單位，1141名科技人員參加的大型綜合國家科技攻關項目，石元春一直擔任項目專家組組長和主持人。他拿出一組數據説，上世紀70年代初治理前，政府每年要為黃淮海平原調進救濟糧50多萬噸。通過20年的治理，黃淮海平原抗旱和防澇能力得到極大的提高，耕地中的鹽鹼土地面積由原來的5000多萬畝減少到1500萬畝以下，通過治理，災害頻仍和低産缺糧的黃淮海平原轉變成為中國的重要農業生産基地。

　　1979年麥收季節的一個早晨，聯合國農業發展基金會副總裁來曲周實驗區考察現場。這位外國人離開時説：“發展中國家的這類項目我考察過很多，一般總要半個多月，這次到你們這裡，半天就夠了。我認為基金會要支持這個項目，相信回去向總裁彙報後他也會同意的。”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聯合國農業發展基金會就與中國政府簽訂了貸款3000萬美元的曲周旱澇鹽鹼綜合治理項目，貸款的到來使曲周實驗區一下子由幾百畝擴大到23萬畝，整個曲周縣北部舊貌換新顏。各種榮譽和獎勵紛至沓來，該項目先後獲數十項國家和省部級獎勵，1993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

　　勤懇耕耘

　　我自己還是對得起我自己的，對得起培養過我的國家的，我有做得對的，也有錯的，但我盡力了，我心裏很踏實。

　　採訪中，石元春的老伴不時會走進客廳沏茶和續杯。“謝謝。”石元春輕輕地説，語氣中充滿著柔情。這個渴望成為馬背“牛仔”的兩院院士説：“我常對她説，你是老天送給我的最好禮物。”

　　老伴是當年和石元春同在北農大讀土壤專業時“同桌的你”，幾十年來一直相伴在石元春身邊，風雨兼程、攜手同行。石元春笑著説：“我可不是早戀啊，我讀研究生時才談的，我們是50多年前的同學，剛慶祝金婚。她也是讀土壤專業的，是學校的團支部書記，我是宣傳委員。她學習好，後來就一直在學校教土壤學。老伴真好呀。幾十年來，在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倆人都在一起。我去曲周兩年後，她就來了，和我一起參加黃淮海平原旱澇鹽鹼綜合治理工程。那時候，我在地裏取樣，她在房間裏做化驗。我現在寫書，她是我的監製，最嚴格的第一讀者，毫不留情的嚴厲批判者。我對她説，如果我寫的東西有錯，希望在你這裡消滅。她也會經常問我：有什麼任務嗎？”

　　“看到你們這麼恩愛，真是讓人羨慕呀。”聽到這樣的讚美，石元春很驕傲地説：“家和萬事興呀。我女兒也常説，我老爸老媽是相敬如賓型的夫妻。兒子説，你們為何總是那麼樂觀和恩愛？我們相互尊重，從來沒有發生過爭執，我們有心靈感應。我一生凈遇到好人了。”

　　石元春夫婦有一對兒女，兒子在美國讀書、工作，女兒大學畢業後留在北京。“我女兒做飯可好了，這都是當年她和哥哥兩個人獨立生活鍛鍊出來的。”石元春回憶起夫婦倆有一次從曲周回京看到的一幕。“我們那時候在北京的家是和另一個同事一家共住的倉庫。我們在曲周，兩個孩子一個上初中一個上小學，平時就在北農大的食堂吃飯。對於孩子的教育，我認為教他們如何為人處事就夠了。我很尊重兒女的選擇，包括他們擇業和擇偶，要順應他們自身發展的規律。”

　　石元春講了一個父子情深的故事。上世紀90年代初，他在美國開會後去看在那裏讀書的兒子，和兒子住在一起三天，這是這對父子難得的交流機會。他看到兒子的額頭上有塊傷疤。兒子説，那是因為打工送外賣時摔到雪堆裏的石頭上。石元春疼在心裏，臨走前給兒子佈置了兩個任務：“第一條：注意安全；第二條：不要學壞。兒子回答説：‘您這兩個要求並不高，保證完成。’當年兒子要去美國讀書，我對他説，你自己的路，自己走。但作為父母，孩子的健康和安全是最關心的。”

　　午後的陽光透過窗玻璃，撒進佈置得簡潔的客廳，變幻出不同的圖案。充滿浪漫色彩又腳踏實地的石元春這樣總結道：我天資平平，大環境上又沒什麼選擇餘地，能做的只是靠社會責任感和科學態度，靠把每件事都盡力做到最好而已，其他就交給“機遇”與“命運”了。我自己還是對得起我自己的，對得起培養過我的國家的，我有做得對的，也有錯的，但我盡力了，我心裏很踏實。

　　文／本報記者 陳 頤

　　科學淺説

　　地學綜合體

　　土壤像一面鏡子，能夠最綜合、最完整地反映某個地理空間上的氣候、地質、第四紀沉積物、地貌、水文、水文地質、土壤、植物以至農業生産上的特點，這些要素不是隨意的堆砌，而是高度和諧的統一系統，我稱之為“地學綜合體”。

　　鹽鹼土就是這種地學綜合體裏的一種特殊景觀，將它與各地學要素間的關係搞清楚了，將水鹽運動的規律搞清楚了，你就會找到科學的治理辦法。大而言之，對農業，對教育，對生物質能源等都是這個道理。科學工作者的任務就是去認識你研究對象的科學本質。 （石元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