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積累完成之後，爆髮式增長的時期也就歷史性地結束了，經濟社會進入了相對平穩的發展階段。在新的歷史階段，經濟的增長和發展，主要不是靠解放舊制度壓抑的潛能，而是靠科學技術和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創新。經濟增長逐步從外延型擴大再生産向內涵型擴大再生産轉變，這是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實現的事情。

　　■主持人 呂紅星

　　■嘉 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劉培林博士

　　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會長、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劉福垣教授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

　　竹立家劉福垣劉培林

　　“中等收入陷阱”是所有國家的宿命？

　　中國經濟時報：自2008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突破3000美元起，國內就陸陸續續出現了要防止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提醒。進入2011年以來，隨著人均國民收入的進一步提高，這種討論越來越多。而前一段，美國前副國務卿、現任世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的有關中國應避免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章，更把國內的這種討論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那麼，中國是否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

　　劉福垣：我認為在目前的中國，還沒有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目前是處於我稱之為的“現代化陷阱”之中。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人們對現代化陷阱的一種錯覺。而現代化陷阱是指一些國家經濟總量或平均佔有量短期內的高速增長，但社會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經濟嚴重依賴出口而不是內需。反觀我國目前，正好處於這樣一個階段。所以我認為我國目前不是什麼即將進入中等收入陷阱，本來就在現代化陷阱之中，不過是現在腳下的水更深了，可以摸得著的石頭越來越少了而已。

　　一個國家是否進入了中等收入階段，不能簡單地以貨幣表現的收入水平為根據，應該考察大多數勞動力的再生産狀態。所謂中等收入階段，是大多數勞動力都能夠維持可持續擴大再生産的發展階段。按中國人習慣的表達方式是豐衣足食、年年有餘、沒有後顧之憂的生存狀態。從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即使到2020年我國實現了全面小康之後，也不可能使大多數勞動者都進入這種生存狀態。

　　我認為國內部分學者所描述的 “中等收入陷阱”，恰恰都是現代化陷阱的症狀，所以我認為目前我國正處於現代化陷阱當中，而不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目前國內一些學者套用西方發達國家的概念，單純從所謂的人均國民收入達到了3000美元就説我們已經進入了中等收入階段，這種觀點值得商榷。我認為，我國目前還處於低收入階段，原始積累還沒有最終完成，基本實現現代化至少還需要一代人的時間。如果認為現在就要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階段，可以説為時過早。

　　竹立家：我認為在回答你這個問題之前，首先應該搞清楚的是什麼是中等收入，如何界定中等收入這是一個問題，而且是比較模糊的問題，因為中等收入是和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關聯的，而每個國家的發展水平和所處階段是不同的。我認為中等收入就是這個國家所謂的中産階級所佔比例很大，是人口結構的主體。比如美國的中等收入是指年收入在40000美元上下，而目前中國差不多是4260美元，所以美國界定的中等收入和中國界定的差別很大，它是與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相關聯的。美國是一個典型的橄欖型社會，社會階層結構中極富極貧的很少，中間階層卻相當龐大——即所謂 “兩頭小中間大”，中等收入階層約佔70％。而我國正好相反屬於金字塔型，是一種窮人佔絕大多數而富人佔少數，同時貧富差距較大的社會結構。這導致我國幾乎沒有中産階級或者説中産階級所佔比例非常小。所以我認為我國目前並不是一個中等收入佔多數的社會，它只是一個貧富差距比較大的社會，在這種情況下談什麼“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就是一句空話，這是兩個概念的問題。

　　劉培林：“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其他曾經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由於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等方面的失誤，而在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尚未實現的發展階段上，就遭遇了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甚至人均收入絕對水平倒退的情形。我們的研究表明，拉美國家在上世紀80年代和前蘇聯東歐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都出現過這種情形。所以説中等收入陷阱是歷史上發生過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所有國家的宿命。之所以如此説，有兩個原因：

　　第一，那些曾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通過調整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已經重新恢復了經濟增長勢頭，或者説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走出了陷阱。

　　第二，曾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之所以落入陷阱，主要的原因是採取了不合理的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倘若能夠避開這些不合理的因素，採用適合自身情況和發展階段的發展戰略，並通過不斷改革形成適合各階段需要的經濟體制，那麼，發展中國家未見得就一定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失去的十年”之爭

　　中國經濟時報：日本被認為是成功跨越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上世紀70、8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進入90年代以來，經濟持續放緩、社會問題叢生，遭遇了所謂“失去的十年”。“失去的十年”和“中等收入陷阱”二者有一定的相似性，應如何厘清二者之間的關係？

　　劉福垣：日本確實是在上個世紀的70、80年代，經歷了經濟的高速增長，而進入90年代以來，經濟持續低迷，GDP增長緩慢，步入了國人所稱的“失落的十年”。但日本並不是真正的我們所理解的 “衰退”，它只是在原始積累完成之後，經濟社會進入了相對平穩的發展階段。它是在質上進一步提高，而不是像最初原始積累階段追求量上的增長。至於你所説的“跨越”這個詞，我認為不妥。“跨”是直接越過，沒有經歷；而日本則是經歷了中等收入階段以後才進入高等收入階段的。中等收入陷阱則是長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階段而難以進入高收入階段的一種社會經濟發展現象，是國家在發展過程當中路線方針出了問題，可以説是道路陷阱，而日本是名副其實的高收入國家。所以我認為日本所謂“失去的十年”是一種自我的調整，只是一種相對平穩的發展階段，是在質的方面進行提高。它和“中等收入陷阱”雖然都是經濟低速增長，但二者是不同的。

　　竹立家：日本在上個世紀的70、80年代，抓住了歷史機遇實現了經濟的騰飛，而進入90年代以來，經濟持續低迷，GDP增長為1％－2％，被稱為“失去的十年”，甚至直到今天也沒有完全擺脫。但是我們要看到，它的GDP增長雖然不高，但它的國民收入增長卻要比我們高得多，換句話説日本GDP增長的質量高。所以表面看來日本的GDP增長很低，實際上它已經走過了大量消耗水泥、鋼鐵等基建材料的那個階段，進入了社會的平衡發展期——即成熟期階段。而反觀我國，雖然目前GDP增長達到8％，甚至更高，但遠未進入成熟期。因此我並不認同日本所謂“失去的十年”之説，它只是進入了平穩發展時期。所以，日本“失去的十年”和“中等收入陷阱”雖然都有經濟增長緩慢等因素，表面看起來有一些相似性，但二者本質卻是不同的。

　　劉培林：日本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由中等收入階段跨入高收入階段的發達國家。根本的標誌是，日本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高速推進階段，充分利用了後發優勢的全部潛力，經濟增長速度在這個階段沒有出現大的滑坡。

　　但是，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永遠實現高速增長。日本收入水平提高、技術水平和産業結構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工業化和城市化任務基本完成之後，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因素決定了其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必然會規律性地回落。在這樣的發展階段出現這個意義上的增速回落，是正常的、符合規律的，是更高境界上的增速回落。雖然同樣是增速回落，但是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的增速回落，有著性質上的迥異差別，後者的增速回落是在後發優勢尚未釋放完畢、工業化和城市化基本任務沒有完成的前提下發生的。

　　上世紀90年代日本失去的十年，應該説很大程度上是宏觀經濟政策失誤造成的。失誤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條是，決策者仍然力圖在潛在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之後，通過寬鬆的貨幣政策刺激經濟高速增長，造成泡沫經濟。泡沫經濟破滅後引發了種種問題和失去的十年。如果要和陷阱聯絡起來的話，寧可把日本這種狀況看作是高收入陷阱。

　　日本的教訓啟示我們，當高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階段結束後，如果不能清醒地認識到潛在經濟增長率業已降低的客觀條件，試圖通過宏觀刺激政策使經濟始終保持潛在增長率降低之前階段那樣的高增長速度，必然適得其反。

　　現在看來，綜合這次金融危機的情況，是否可以形成這樣一個判斷：高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是過度寬鬆的宏觀政策帶來的大起大落。

　　中等收入階段——所有國家必經之路

　　中國經濟時報：中等收入階段是某些國家特有的還是所有國家發展過程中都會出現的必經階段？

　　劉培林：中等收入階段當然是各國必經之階段。無法設想某個國家可以直接越過這個階段。當然，有的國家發展得順利些，則在中等收入階段花費的時間就短些；有些國家發展得不順利，甚至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則在中等收入階段花費的時間就會長些。

　　應該説，中等收入階段是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非常重要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城市化的型態、社會結構、法制體系、國家治理、意識形態等，都會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化。能否正確適應和引導這些方面的變化，決定了一個國家能否順利走過中等收入階段。

　　從長期歷史經驗看，經濟增長的最根本和最持久的動力是技術進步和由此帶動的産業升級。由中等收入階段過渡到高收入階段，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能否建立起以創新驅動為主的增長模式。如果在中等收入階段甚至更早的階段就注重促進創新，建立起充滿活力的創新體系，則在中等收入階段基本結束之後，能夠相對順利地過渡到高收入階段。否則，即使能夠基本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任務，社會也會喪失創新和進步的活力，長期徘徊在高收入的門檻之前，甚至不排除反復和倒退的可能。

　　促進創新，最重要的途徑是激發全體社會成員的活力。創新的本質是試錯，參與分散性試錯的主體越多，則獲得創新突破的可能性越大。正如唯物史觀所説的那樣，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激發全體社會成員創業和創新、在創業中創新，需要一定的體制和政策條件。這些體制和政策設計的最根本的一條理念，應該是促進社會成員對現代化過程的參與，即通過政府的公共服務提升全體社會成員的人力資本水平，通過不斷改革公平地賦予全體社會成員創業、就業的機會。

　　用一句通俗的話來結束，“讓每個中國人都有能力、有機會實現他自己的 ‘中國夢’”，是保障中國避開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階段、躋身高收入社會的根本途徑。

　　竹立家：一般來説，大多數國家都會經歷中等收入階段的，但並不是説所有國家的發展都必須要經歷中等收入階段，如日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日本在上個世紀60、70年代經濟騰飛之時就注意到了經濟發展可能會帶來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所以未雨綢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就十分注重社會公平、醫療、教育等問題。當然日本也經歷過人均收入從200美元到500美元再到10000美元的這個過程。在處理經濟發展帶來的各種問題時，日本的政策制定者所制定的政策比較到位，使經濟發展比較公平地惠及所有老百姓，幾乎沒有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和腐敗等問題。

　　而大多數國家尤其是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騰飛之時，沒有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來促進社會更加公平，從而導致貧富差距持續拉大、權力腐敗現象嚴重，使經濟發展成果大量流向一個方向，少量則散落在老百姓的“碗”裏。所以，我認為並不是所有的國家都必須經歷中等收入階段。

　　劉福垣：一個國家砸碎了枷鎖，走上了新的發展道路，在新的生産方式取代舊的生産方式的過程中，社會生産力獲得了極大的解放，各种經濟資源的利用效率迅速提高，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人均收入水平都會以過去時代不可想象的速度大幅度增長。我們應該懂得，在原始積累完成之後，爆髮式增長的時期也就歷史性地結束了，經濟社會進入了相對平穩的發展階段。在新的歷史階段上，經濟的發展和增長，主要不是靠解放舊制度壓抑的潛能，而是靠科學技術和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創新，經濟增長逐步從外延型擴大再生産向內涵型擴大再生産轉變，這是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實現的事情。

　　在這個過程中，經濟總量和收入水平增長的速度取決於勞動生産率提高的速度，不可能再像生産方式劃時代變革時期增長得那麼快了。特別是作為科學技術載體的勞動力，在擺脫了萎縮再生産之後，沒有幾代人時間的持續擴大再生産，是不可能使勞動生産率發生劃時代變化的。也就是説，要想使大多數勞動者的勞動力，從被當作消費品的勞動力商品向人力資本轉化，至少需要近百年的時間。而只有當人力資本的載體中間階級——即人們習慣稱之為中産階級的主體部分佔了人口的大多數時，高收入階段才會到來。所以我認為中等收入階段，是新生産方式運行機制的磨合期和技術革命的醞釀期，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可避免的一個歷史階段。只有少數擁有特異資源稟賦和獲得了特殊歷史機遇的國家，經歷中等收入階段才會比較短暫，而大多數國家都會有一個相當長的中等收入階段。

　　劉福垣，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會長、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國務院特區辦公室研究室副主任、寧波市副市長、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兼體制改革與管理研究所所長。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系，後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學位。目前主要研究領域：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宏觀經濟運行分析、中國對外開放戰略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著作及論文：《工農業收入差異》、《農村改革新方略》、《明租正稅除費》、《新發展觀宣言》、《社會保障主義宣言》。

　　竹立家，1957年8月生，中共黨員；南開大學哲學系哲學學士學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哲學碩士學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哲學博士學位，韓國行政研究院和高麗大學公共管理專業博士後研究，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訪問學者；歷任內蒙古大學哲學系助教、首都師範大學管理系講師、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滿州裏市人民政府市長助理 （挂職），現為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國行政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自然科學基金會專家評議組成員、國家質檢總局人力資源中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