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福州9月6日電 (記者涂洪長、俞儉)天津“許雲鶴案”尚未塵埃落定，福州、武漢等地接連發生的老人摔倒而無人幫扶事件，再次引發熱議。綜觀這些議論不難發現，僅從道德和心理角度來看，幾乎沒有人對路遇傷病者應及時施以援手持否定意見，所謂的“糾結”在於，救助傷病者的行為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

　　影響人們對助人後果判斷的最直接因素，當數1年多前南京彭宇案的結果和今年6月天津許雲鶴案一審結果。在這兩起案件的審判中，人們都看到了法院“疑罪從有”的斷案思維和對“和稀泥”式審理結果的追求。如此司法行為，即使被告人最終不承擔任何經濟賠償責任，也會讓人們擔心惹上耗時費力的官司而對救助他人心生恐懼。

　　誠然，司法活動不應被輿論左右，道德審判也不能取代法律裁決，但司法活動如果偏離了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軌道，顯然與國家設立司法制度的初衷相悖。“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我國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則，不容有絲毫扭曲。在證據不足、事實不清的情況下，以所謂的“常理”為基礎推斷出的判決，也許在個案中有利於年邁體衰的“弱者”一方，但從社會普遍意義上審視，必然傷及社會公平正義，使其他年邁體衰的“弱者”在身臨險境時因缺乏及時救助而險上加險。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因老人摔倒而起的糾紛中道德審判越位問題。以“許雲鶴案”為例，在糾紛乍起乃至法院尚在審理的情況下，“‘彭宇案’重現”“好心司機救人反被誣”等“標簽”便頻頻見諸一些媒體，發言者的主觀隨意性不亞於彭宇案、許雲鶴案的一審判決。脫離事實依據而隨意揮舞的道德大棒，既可能干擾司法、影響案件審理質量，也容易強化“好心沒好報”的負面預期，放大社會道德滑坡。

　　應當看到，扶危濟困、助人為樂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不會因為時代變遷而過時，更不會因為不時出現的“救人官司”而失色。從長江大學勇救落水少年而獻出生命的3名大學生到隻身赤手承接墜樓女童的杭州“最美媽媽”吳菊萍，再到“723”動車事故發生後奔忙在救人現場和獻血路上的溫州市民，無數英雄的義舉讓人堅信，扶危濟困、助人為樂仍是社會主流，善念與真情依舊蘊藏眾人心中。

　　被救者對救人者發生誤會並不可怕，怕的是“訛人”與“逃責”之間的惡意對抗。化解這種對抗，需要以司法為代表的公權力秉持原則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也需要人們在紛紛擾擾之中保持冷靜與理性，進而共同悉心維護好扶危濟困的每一絲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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