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靈

　　近日，據美國《福布斯》雜誌推出的榜單顯示，中國內地的“稅負痛苦指數”居全球第二，這也是繼2009年中國內地首次排名第二位後，再次位列該名次。對此，中國社科院金融所貨幣理論與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楊濤認為，《福布斯》雜誌的“稅負痛苦指數排名”帶有一種明顯的主觀判斷，由於稅制結構的不同，僅僅是按照《福布斯》稅收痛苦指數對不同稅種的法定稅率作簡單加權，並不能反映真實的稅負水平。(9月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去年，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肖捷專門針對上次發佈的“稅負痛苦指數”，撰寫反駁文章《走出宏觀稅負的誤區》，指出這一評價指數犯下兩大錯誤，一是在評價方法上存在著常識性錯誤，即簡單地把稅率等同於稅負；二是計算依據存在明顯偏差，比如把個人所得稅按照最高邊際稅率45%進行折算等。如今，學者楊濤再次提出，不能簡單地把稅率進行加權作為真實的稅負水平，稅率不等於稅負。

　　必須承認，這些反駁有理有據，證實了“稅負痛苦指數”存在著把複雜問題簡單化的弊病。但是，澄清了概念並不代表解決了實際問題，既然稅率高不等於稅負重已經清晰明了，那麼我們就不能以稅率低來論證稅負輕，因為這和前者犯了同樣的邏輯錯誤。這同樣意味著，在稅率之外，理應有一套科學完整的評價稅負輕重的標準。

　　在稅的問題，哥爾柏的那句“稅收這種技術，就是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被反復引用。這就引申出一個問題，拔最多的鵝毛就是“加重稅負”，而聽最少的鵝叫就是讓徵稅的“痛苦指數”降到最低。要讓這兩個看似矛盾的價值判斷實現統一，必須做到兩點：一是稅收法定，即是否徵稅以及徵多高的稅率，都由公眾通過法定程序來決定；二是預算公開，即公眾清晰地知道自己交上去的每一分錢用在了哪。

　　以此標準來比照我們的現狀，就會發現這兩點都不盡如人意。在稅收法定問題上，我國目前有19種稅，但只有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和車船稅真正符合由人大立法確定的原則，其他的稅種都是由行政法規或者事實上由更低層次的行政規章來確定的。稅收法定原則落實不到位的結果，就是在徵稅的問題上隨意性過大，像近期被媒體熱議的“加名稅”即為一例，南京稅務部門在徵與不徵的問題上一週竟然變化了三次。

　　再看預算公開。雖然這些年來我們的預算公開制度在不斷地推進，也取得了明顯進展，但離真正的預算公開還相去甚遠。事實上，預算公開的狀況和稅收的權威性有直接關係，因為所有的稅收都是預算收入最重要的組成部門。如果公眾不知道預算收入用在了哪以及對有沒有被浪費缺乏足夠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公眾很難建立起對稅最基本的信任和支持。

　　從對饅頭稅的誤解到對月餅稅的焦慮，納稅人的權利、納稅人的精神、納稅人的原則，正在逐步植根于每一個公民的心中，這樣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公眾“重新發現稅中隱藏的權利”的過程。可是，一旦這種“重新發現之旅”遭遇納稅的義務和享有的權利不對等的尷尬，公眾就會對納稅有一種本能的排斥，其結果就有可能是“拔最少的鵝毛，哪怕依法合規，也會聽到最多的鵝叫”。

　　可以肯定，在稅的問題上，納稅的義務和納稅人享有的權利越不對等，“稅負痛苦指數”越高。而這一痛苦，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通過單向度的測算稅負水平來解決，哪怕這種測算再精準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