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芃

　　浙江省衛生系統治理醫藥商業賄賂的急風驟雨，掀起的只是冰山一角。

　　根據浙江省衛生廳6月中旬通報的數據，“醫藥回扣專項治理年活動”開展半年以來，1200多家醫療機構的17萬餘名醫務人員共上交回扣款、禮卡、禮券、禮品等約1800余萬元。

　　“這個數字少得可憐”，杭州市某三甲醫院的主治醫師楊建(化名)表示，2010年夏因受賄被抓的杭州市第二人民醫院院長吳正虎，涉案金額即折合人民幣1500萬元左右。相比之下，目前交上來的這點錢，顯然是九牛一毛。或許，這也正是浙江省反賄行動在年中驟然加大力度的原因之一。

　　楊建所在醫院某科室的一張月(微博)度業務報表顯示，醫藥商業賄賂的治理，“頭痛醫頭”的辦法無濟於事。無論是醫院、醫生，還是醫藥代表，全都已被制度綁架。

　　科室月度報表解讀

　　楊建向本報記者出示了一張他所在醫院某普內科室7月份的業務報表。報表顯示，該科室3個治療小組7月份的藥品收入分別為47.37萬元、46.53萬元和27.93萬元，藥佔比分別為69.6%、71.3%和50.6%。

　　楊建介紹，這3個治療小組每組都分管18張床位，住院病人的病因、病情都差不多，治療方案類似，之所以藥品收入差距最高近一倍，是因為第三組的帶組醫生為科室主任，在用藥方面較為規範，開大藥方的情況比較收斂。

　　“這説明，壓縮大藥方的空間很大”，楊建解讀説。他所在的這家醫院，住院的次均費用為1.3萬元，門診的次均費用為200多元，顯然住院病人是醫院藥品收入的主要來源；而有用藥決定權的帶組醫生，則是醫藥代表們的主要公關對象。

　　楊建介紹，該科室中成藥的用量較大，一般而言中成藥的回扣高於西藥，某些內科用藥保守估計在20%左右。照此計算，該科室第一治療小組7月份的藥品回扣在10萬元上下。

　　但科室主任帶領的那個治療小組也不傻，同一張報表顯示，該組7月份掙得的檢查費收入為7.2萬元，是第一組1.8萬元的4倍。大檢查不僅快速帶來業務收入，其背後也同樣埋伏著設備商、耗材商給的好處。

　　合併計算，三個治療小組當月的業務總收入分別為68.1萬元、65.2萬元和55.2萬元，相差不是很大。總體而言，該科室的收入水平在這家醫院屬於中等偏上。

　　還可以看出的是，即使是在今年整治醫藥回扣專項行動中，即使已有2月份曝出“依達拉奉”注射液的前車之鑒，大醫院的醫藥商業賄賂情況依然十分嚴重，也許只是比之前有所收斂。

　　制度漏洞綁架全體

　　醫藥商業賄賂由來已久。楊建告訴記者，他所在的這家醫院，在2002年曾創下一個紀錄——每月用掉進口抗生素“頭孢辛”1萬支，據經銷商統計在華東地區所有醫院中名列第一，給的提成為每支1元(這裡單指給院領導的提成)。

　　新醫改的三令五申、乃至此次浙江省轟轟烈烈的專項行動，並沒有能扭轉局面。

　　“醫院的發展指標是個硬杠子”，楊建告訴記者，杭州地區的三甲醫院的業務收入都以15%-20%的速度增長，競爭使得院長們紛紛與科室簽訂責任狀。浙江大學(微博)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的一個科室主任表示完不成任務，即被撤職。前述楊建所在醫院的科室

　　月度報表則表明，任務已被層層分解到了最小的業務單位——治療小組。

　　楊建表示，不同於上海、北京等地大醫院要服務全國患者，也不同於南京有蘇北乃至安徽等廣大腹地，杭州的大醫院基本上服務於本省醫療市場，患者的數量比較平穩，業務收入的高速增長只能由過度醫療來取得。

　　楊建説，大醫院用藥不規範比比皆是。比如用藥常規寫明“慎用”的氨基糖甙類藥物，被頻頻開給90歲以上高齡老人；還有一種名為“痰熱清”的輸液型中成藥，儘管護士一直反映顆粒大、效果不好，仍然成為治療肺炎病人的常用藥。醫生的理由之一是衛生部官方的《健康報》上常有推薦，而真正的原因大家都心照不宣。

　　衛生部力推的醫療標準化——臨床路徑，並不能有效遏制過度醫療。楊建舉例説，把肺炎當作慢性支氣管炎來處理，就可以輕鬆規避有關診療規範，類似的手法多的是；而一天之內讓患者又拍片、又做CT檢查等現象也屢見不鮮。

　　新醫改中基本藥物的限定，和有關用藥品種的規範，使得藥品生産商之間的競爭加劇，醫藥商業賄賂的必要性進一步凸顯。

　　比如衛生部將於9月下發的《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辦法》規定，對抗生素的使用原則上三級醫院50種，二級醫院35種。而目前國內監測的抗生素品種有152種，發達國家中美國為90種，英國為61種，日本為85種。

　　楊建介紹，僅頭孢、青黴素一類的抗生素，就至少要有15-20種，才能使大醫院方便用藥。50種抗生素可能無法完全滿足臨床使用需要，“這幾乎是在逼藥企去醫院公關”。

　　長期不敷成本的醫療服務定價，使得醫務人員與醫藥代表一拍即合。在此次浙江省整治醫藥回扣專項行動中自殺的浙一醫院急診科主任黃衛東，即被曝向醫藥經銷商索賄幾百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