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赴印度特派記者 李宏偉

    儘管印度媒體也和全世界一樣關注中國高鐵降速，不過，當《環球時報》記者8月初隨中國媒體團到印度採訪時發現，一些印度人卻在將中印列車時速的快慢對比看成是中印發展速度快慢的對比。中印對比的話題在印度官員、學者和民眾等各個層面都是流行話題。中國軍事發展、航母試航、公共交通建設乃至上海的高樓大廈都被印度媒體反復討論。印度官員向來喜歡為他們繁榮的都市找到中國對應的模版，孟買常被拿來與上海相提並論，班加羅爾也因IT大企業雲集被人稱為“印度的深圳”。這些比較和談論流露出印度的雄心，在他們眼裏，“中國能，為什麼我們不能”成為社會上很多層面的流行語。與此同時，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也有印度官員説：“我們追求的就是慢而穩，任何激烈的東西都不適合印度。”

    “印度火車應該提速”

    兩列火車7月31日在印度孟加拉邦迎頭相撞後，印度媒體像往常一樣紛紛對本國落後的鐵路系統進行抨擊。不過，《印度斯坦時報》一篇題為“低速避免了更大災難”的報道説，由於火車行駛的速度只有每小時30公里，所以事故沒有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在中國人聽來，這頗有一點隱喻的味道。據記者了解，很多印度人通過印度24小時新聞頻道了解了溫州動車事故。但看過中國動車事故的印度人還是很佩服中國的速度，他們認為，“歸根結底這是人為的原因，而不是因為速度快，印度的火車應該提速”。

    忽略列車速度的對比，以很多標準看，印度都正在崛起成為21世紀的一個主要大國。中國媒體團這次採訪的印孚瑟斯和塔塔等印度大公司都已建起龐大的商業帝國，並擴張到了世界各個角落。即使如此，當8月初中國媒體團訪問印度時，印度官員和學者毫無例外地保持著謙虛的態度。“北京和上海已經達到了完美的境界，而我們仍然在發展之中。”班加羅爾《德干紀事報》常務編輯妮娜葛帕爾的話或許代表了一些印度同行的實際想法。葛帕爾説：“作為後起者，我們尊敬中國。”

    印度駐華大使蘇傑生認為，中印間的發展差距為15年。但也有人認為相差更多。印度一家人壽保險公司的常務董事曾在接受印度門戶網站Rediff網採訪時説，中國經濟領先印度20年。印度的經濟改革起步于1992年，現總理辛格當時剛出任財政部長，在他的主導下，印度摒棄了長期奉行的國家主導經濟發展模式，開始大規模私有化，從此印度經濟開始高速增長。僅從外匯儲備來看，1991年，印度外匯儲備不足10億美元，而到了2010年，外匯儲備為2973億美元。但這與中國近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相比明顯少了很多。

    中印差距最顯著的領域是基礎設施建設。印度真正意義上的高速公路屈指可數，其他道路更加考驗人的耐心。牛、三輪車和汽車齊頭並進，一些人赤腳走路，耍蛇人在交通擁堵時撲向旅遊大巴施行騙術。中國媒體團從德里出發到莫臥兒帝國時期的都城阿格拉，200多公里路程開車卻走了5個小時。各個城市間的高速公路十分狹窄，擁堵不堪，而大約1/3的村莊沒有正規道路。

    停電在印度是家常便飯。即使在五星級賓館和機場，每天都會有幾次停電。對於印度媒體而言，每年夏天用電高峰期間，開設專欄讓讀者分享自己在拉閘斷電時的遭遇心得已經成為一種習慣性策劃。據《印度時報》報道，2008-2009財年內，全國因為停電造成的經濟損失達95億美元。這些基礎設施的缺憾也給其他國家製造了很多商業機會。去年12月，溫家寶總理訪問印度時，中國公司獲得了很多火電項目，其中上海電氣(5.87,-0.09,-1.51%)和當地公司簽訂了83億美元的合同。上海鍋爐廠有限公司工程師錢雲峰在8月上旬剛完成了對印度項目的實地考察，他告訴記者：“國內已經不再建新的火力發電廠了，國家發改委現在不再批准火力發電項目，所以我們到印度和其他地方發展。”

    “激烈的東西不適合印度”

    和中國一樣，印度也有前瞻性的“五年發展計劃”指導其經濟發展，而且兩國的計劃幾乎同步。中國今年開始了十二五計劃，印度的十一五計劃明年初結束。在印度的十一五計劃中，基礎設施建設被單列成章，其中頻繁對比中國，顯示出一種害怕落後的焦慮。

    在這次採訪中，《環球時報》記者接觸到的許多印度人都認為，印度超越中國的任務非常艱巨。印度商人蘇尼爾古拉尼這些年一直從杭州向印度、俄羅斯和南非等國出口布料，並去過中國的很多城市。他説：“我很少聽到中國人拿上海和孟買相比。只是印度的官員希望孟買能像上海一樣，但這是不可能的。”古拉尼説：“在印度，腐敗讓一切事情變得極端困難。當然，在中國也有腐敗，但我相信沒有印度嚴重。”

    腐敗不僅掠奪了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大國的財政資源，還嚴重影響了社會上的誠信度。一些在印度工作過的中國人認為，中國和印度面臨同樣嚴峻的腐敗問題，只是遊戲規則略有不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在印度工作的中國工程師説：“在印度，他們表現得更露骨一些，比如會當面告訴你，蓋一個章需要給多少錢。在中國，好多事情都是很微妙的，你經常需要自己去猜。”

    在印度議會的激烈辯論和媒體對腐敗的抨擊中，印度人似乎相信他們的制度能更好地解決腐敗問題。説起這個話題時，他們表現出一種可愛的優越感。一位名叫沙爾馬的新德里中年廚師得知記者供職于中國媒體後説：“在印度，我們的媒體能夠批評政府的任何失誤，你們不能那樣，是吧？”

    在一次討論會上，中國媒體代表團向印度媒體代表介紹，中國媒體上這幾年也有很多批評政府和官員的報道，一位印度代表在回應時強調，印度人的知情權和質詢權是被制度保護的。印度就是一個這樣矛盾而複雜的國家：人民以民主為傲，對政府不滿，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一片等級森嚴的土地上。他們對私有企業的信賴遠遠超過對政府的信任。沙爾馬説：“印度的私有企業做了他們所有應該做的，但政府連50%的力氣都沒使，他們就是不幹事。”《德干紀事報》常務編輯葛帕爾也説：“我表弟經營的獸醫診所前每天都排著長隊。為什麼？因為國有診所裏的獸醫們每天無所事事，搗弄巫術。”在Rediff網徵集的如何解決停電問題的讀者建議中，好幾條都寫道：把所有國營電廠都私有化。

    中國年輕人熱衷於考公務員，印度年輕人也曾如此。但新一代印度人對此變得沒多大興趣。《印度斯坦時報》國際編輯帕爾喬德里説：“印度年輕人的榜樣是私營企業的總裁和高級職員，這些公司薪酬比政府高很多，人事任免上也不會論資排輩。現在幾乎沒有年輕人會想在政府部門裏度日。”

    熟悉印度的中國人説，印度政府的問題源於其太弱。錢雲峰説：“印度有許多事情很神奇。就説基礎設施吧，如果修路時要農民砍掉自家一棵樹，但他不願意，那麼結果就是，要麼路修不成，要麼路的正中間有棵樹。”

    印度的精英階層也經常從媒體獲得中國地方上強拆的消息，他們意識到這些事件的風險。在一次討論會上，有列席的印度學者説：“這樣最終會造就一大批心懷憎恨的窮人，對社會的穩定來説不利。”據了解，因為土地私有，印度政府在企業、開發商向農民徵地時扮演中間人的角色，政府介入是為了防止弱勢群體受騙。在房地産和工業開發商面前，未受良好教育的印度農民對土地如何定價並沒有概念。在政府介入不力時，許多農民低價賣地後很快花光錢財，最終進入城市流浪。

    總有許多西方學者在評論印度時説，“民主制度和人口是印度最大的財富”。印度號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2009年印度大選時，有近千個政黨參加。印度幾個主要政黨爭相獲取各地為數眾多的小黨的支持。各種爭鬥和制衡確實造成了效率耗損。塔塔諮詢公司新型商業服務的負責人蘇布拉曼尼安説：“許多時候人們是缺乏理智的。在民主社會中有不同的政治力量，這很正常，但最後選了這個政府，它就應該獲得推行一些事情的權力。”但有人認為這正是印度需要的。印度外交部工作人員查克拉福爾西説：“我們追求的就是慢而穩，任何激烈的東西都不適合印度。”

    印度人更能容忍社會不平等

    扶貧對中印兩國都是常年困擾的社會問題，對印度來説可能這個問題更嚴重。美國中央情報局2007年收集的數據顯示，中國的貧困人口占全國總人數的2.8%，印度的貧困人口比例為25%。不過，聯合國人口發展項目的數據顯示，中國的基尼指數高過印度，這意味著兩國的貧富差距都很大，但中國更為嚴重。不同的是，印度社會對不平等的容忍度似乎更高，這可能是因為印度從未經歷過平均主義革命的緣故。

    在印度採訪期間，《環球時報》記者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細節。在印度報紙的徵婚廣告中，出現最頻繁的詞是“門第高貴”，一些秉持傳統觀念的父母拒絕讓自己的孩子與低種姓的人結婚，就算後者已經獲得相當的經濟實力。印度富人炫起富來極盡奢華，超過中國，在中國，由於仇富情緒高漲，富人正在逐漸學著低調。相反，按照在印度遊歷5年後寫下《不顧諸神：現代印度的崛起與發現》一書的英國《金融時報》南亞辦公室主任愛德華盧斯的觀察，印度社會低種姓階層正在仿傚高種姓階層的觀念和習俗。

    和中國人一樣，印度人十分注重教育，他們相信教育是過好日子的鑰匙。廚師沙爾馬在餐廳關門後會接著去開電動三輪車載客，他要賺錢送兩個孩子上私立學校唸書。沙爾馬説：“公立學校的老師根本不教課，所以我必須把他們送到私立學校去。我希望我的男孩能成為一個工程師。如果我家姑娘想要嫁得好，就得送她上教會學校，學會説流利的英語。”但並非所有孩子都能這樣幸運。印度成人文盲仍有3億，而小學輟學率前兩年高達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