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湖南茶陵的小山村到美國康涅狄格州的大學城，經濟學家陳志武在兩種不同文化和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世界中切換人生。

　　十年前，成為耶魯大學教授後，陳志武開始關注曾被他塵封在記憶中的中國經濟。按他自己的話説，轉型中的中國是一個非常好的實驗室和數據庫，這對於學者來説是莫大的幸福，可謂“生得逢時”。

　　與那些個性鮮明的經濟學家相比，陳志武顯得有些平淡。沒有激進的言論也沒有嘩眾取寵的批判，這位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更擅長以自己平實、貼近國情的發問來表述自己的觀點：從“為什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到“貧富差距惡化的根源在哪兒”，從“怎樣理解中國金融的邏輯”到“‘新國有化’的危險在哪兒”……陳志武認為，一個整天唱讚歌的人，對中國的進步沒有好處。

　　8月4日，在北京梅地亞會議中心央視財經頻道開播兩週年活動會後，針對美國債務等問題，《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專訪了這位被評為“中國十大最具影響力經濟學家”的華裔美國人。

美債違約“概率”低？

　　《中國經濟週刊》：8月2日美國債務談判僵局終於告一段落，你在此之前就明確表示“美國國債違約的概率非常低”。你如何評價目前的結果？

　　陳志武：我的確在此之前多次表明，在8月2日到來之前，國會和白宮肯定會達成協定，上調國債上限，這是“政治拉鋸”的一個必要過程。否則代表不同利益的老百姓選民會很不高興，覺得“你們怎麼這麼快就把我們的利益給放棄了？”

　　這與希臘危機中政府的表現相似，希臘總理為什麼總是態度強硬地拒絕歐盟補貼方案？其實這是必要的政治姿態。他要等法國和德國的民眾把反對補貼希臘的聲音都釋放完，等各國的總理都可以對選民有交代的時候，才能完成這個動態的博弈。

　　《中國經濟週刊》：在判斷此次美債違約可能性的時候，你的依據是什麼？

　　陳志武：我做了這樣一個梳理，得出了兩個指標：第一個指標是從1800年到2008年這208年的時間裏，西歐國家、政府處於國債違約狀態的年份佔這208年時間的百分比大概是多高；第二個指標是國債違約的次數，哪些國家多，哪些國家少（見表格）。

　　按照國債違約次數來看，希臘在過去208年裏面違約5次，西班牙是最多的，違約了13次。實際上在1800年之前，特別是17世紀和18世紀，西班牙政府賴債的次數是最多的，有公債違約的傳統。

　　然後是奧地利7次，希臘是5次。德國的違約主要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賠款問題，二戰期間，希特勒幾次宣佈對欠其他國家的債不再認賬 。

　　總的來講，在200多年曆史中，亞洲國家政府國債違約的頻率次數是最少的。原因是我們根本就不想借錢花，這裡有文化方面的差別，也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去借債，亞洲公債市場是直到最近的幾十年才建立起來的。以前在清末的時候，在洋務運動以後我們也曾推出公債市場，但是在中國一直都不是特別的成功。

　　而英國、美國、加拿大在以前的208年間沒有出現過國家債務違約的狀況，這個也可以成為一個預判此次美債違約不會發生的依據。

　　《中國經濟週刊》：此次美國債務違約除了被冠以“政治綁架經濟”外，還有分析認為這只是短暫的、治標不治本的方法，並認為QE3（第三輪量化寬鬆）即將到來，你對此有何看法？

　　陳志武：除非今年下半年美國經濟急劇惡化，否則的話QE3到來的可能性並不太大。共和黨的議員肯定會反對QE3，而奧巴馬在共和黨勢頭一路看漲的情況下，也促使他和美聯儲不太容易推行QE3，這種狀況應該會持續到明年11月的美國大選。因此未來十幾個月內推出QE3的可能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