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真正讓老百姓緩解‘看病難、看病貴’的壓力，只有從體制上下功夫。”

　　根據國家發改委規定，9月1日起將降低部分激素、調節內分泌類和神經系統類等藥品的最高零售價，從降價的範圍和幅度來看，共涉及82個品種、400多個劑型規格，平均降幅為14%。這是繼今年3月對162個藥品品種調價後年內的第二次調價。多位業內人士對《國際金融報》記者指出，這幾年頻繁降價的實際效果並不明顯，甚至有些藥品還比以前賣得更貴。

　　對藥企影響有限

　　據相關機構初步統計，自去年8月基本藥物制度實施以來，基本藥物的價格共計約下降30%。

　　這是否給藥企營收帶來衝擊也成了業界普遍關注的問題。對此，有市場分析人士認為，整體降價幅度其實是小于行業預期的，對國內藥企或外資、合資企業的仿製藥與原研藥的影響不一，但普遍帶來的衝擊有限。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外資藥限價品種佔比達80%。“外資藥品往往定價過高。”有業內人士指出，限價可能導致外資藥企利潤降低，縮小國內藥企與外資藥品的價差，進而以良性競爭推動行業發展。

　　據了解，華創證券對此次降價目錄中上市公司涉及的20個品種進行過梳理：過往藥廠中標價和調整後最高零售價之間價差大於15%的就有9種，沒有中標價格高於最高零售價的品種。這也意味著院方或藥店的零售價是在中標價的基礎上，增加15個百分點，因此不難看出此次藥價下調對企業的影響確實有限。

　　陷入“限價”怪圈

　　《國際金融報》記者參照此次9月限價的目錄與市場現行價格進行了對比調查，發現限價後的價格竟然有高於現行零售價的情況。深圳寶民安藥店胡女士告訴記者，其藥店拜耳醫藥生産的阿卡波糖50mg30裝為60.5元，而國家發改委限價目錄上標明最高限價為74.2元。近23%的價格反差也讓國家發改委的上述惠民工作形同虛設。

　　今年3月，國家發改委也曾發出通知決定降低部分主要用於治療感染和心血管疾病的抗生素和循環系統類藥品最高零售價格，調整後的價格比現行規定價格平均降低21%。按照官方預計，今年3月用於治療感染和心血管疾病的抗生素和循環系統類藥品的下調，可為群眾每年減輕近100億元的藥物負擔。

　　但記者發現，“超限價”現象也在3月的“限價令”中出現。例如，珠海聯邦制藥的阿莫西林顆粒劑125mg24裝，3月限價之前藥店普遍售價為14或15元，而發改委最高限價則為16.4元。

　　與此同時，很多産品在3月限價令執行後到現在仍未調整價格，而不少降價藥更是“見光死”。昨日記者走訪發現，例如0.15g10片裝羅紅黴素分散片目前售價為10.5元，而3月份最高限價則為7.5元。

　　體制上下功夫

　　自1998年至今，這是國家發改委第28次通過行政手段來降低部分藥品價格，但是從實際效果來看，監管不力使“降價死”和“超限價”的情況屢禁不止。

　　對此，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上海物價局藥價處原相關負責人昨日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一方面限價的力度不夠，幾乎每次調整都是隔靴搔癢；其次，每次針對藥價的調整，商家總會有規避的辦法，有的通過換包裝、産名、説明以新藥來售。以羅紅黴素為例，有3元的，有石家莊制藥生産的39元的，成分都相差無幾，價格卻相去甚遠。另外，對於降價藥，醫院、藥店會選擇功能相似的且價格更高的藥來替代，以至於一些好藥因“醫藥銷售和扭曲的利益鏈”而消失。

　　中投顧問醫藥行業研究員郭凡禮指出，單純下調藥品價格是表面上的功夫，並未碰觸到藥價居高不下的頑疾，要想真正讓老百姓緩解“看病難、看病貴”的壓力，只有從體制上下功夫，但是如今“以藥養醫”體制已實行幾十年，想要看到效果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對於種種質疑，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司長曹長慶強調，為應對政府降低藥價的政策，有的企業不再生産降價藥品，或同樣藥品改頭換面。現在有關部門已通過嚴格新藥審批和比價換算公式，確保有效地解決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