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報亭的廣告欄上貼著關於竊聽門報道的海報。

在新聞國際總部門口，原本位於右下角的《世界新聞報》的招牌已被摘下。

　　竊聽風雲

　　默多克傳媒帝國

　　2011年7月23日，竊聽門事件鬧得沸沸颺颺之際，記者在倫敦牛津街一個報亭附近看到英國左翼雜誌《私家眼睛》一張宣傳海報：默多剋父子和新聞國際CEO布魯克斯三人的頭像被印製成通緝照的模樣，上面打著GOTCHA!（“逮到你！”）的字樣。報亭老闆告訴記者，這期《私家眼睛》特別暢銷。

　　英國人對默多克向來又愛又恨。一方面，他背負著“入侵者”、“骯髒的挖掘工”和“不擇手段的冷血商人”等罵名；另一方面，他是從撒切爾夫人到卡梅倫英國歷任首相的座上賓，他獨霸一方的傳媒事業給英國帶來數萬的就業機會，他的《世界新聞報》和《太陽報》在英國長期銷量第一，連英國老牌名報《泰晤士報》也得依仗他不計成本的投入才得以維持經營。

　　當今世上，沒有一個家族像默多克那樣在一個國家集聚如此巨大的媒體勢力，其對英國媒體市場的壟斷若在美國或澳大利亞早被視為非法。這種對英國政治和社會意識形態的強大滲透註定了竊聽門事件“牽一髮而動全身”，除了默多克家族本身，英國的政治、文化新聞行業無不受到衝擊。

　　在記者走訪的英國記者、學者和媒體觀察人士中，有人認為竊聽門就像一場“茶杯裏的風波”，終將消停；也有人認為事件雖然難撼新聞集團的雄厚經濟根基，但默多克在英國的政治影響力將隨著他的聲譽每況愈下。

　　文、圖/特派倫敦記者 王希怡

　　背景資料

　　默多克

　　進軍英國市場

　　1968年，默多克來到英國，買下的第一份報紙就是《世界新聞報》，他改變報紙風格走向低俗路線，銷量節節上升。1969年，默多克收購《太陽報》，經過多年努力經營，這兩份小報成為英國銷量最大的報紙。

　　1982年，默多克目光投向高端大報，收購正嚴重虧本的《泰晤士報》和《星期日泰晤士報》。

　　上世紀80年代末，默多克投資高風險的衛星電視，建立天空(Sky)電視臺，一度幾乎因此破産。然而，收費衛星電視最終在英國獲得成功，天空衛視(BSkyB)一年利潤超過10億英鎊，成為新聞集團在英國最賺錢的産業。

　　在《世界新聞報》關閉之前，默多克掌控的新聞國際是英國報業市場的主要“玩家”，旗下《太陽報》、《世界新聞報》、《泰晤士報》和《星期天泰晤士報》合共佔英國報紙總發行量的37%（《世界新聞報》關閉後，估計該比例下降至20%左右）。在截至2010年6月的財政年度，這些報紙給新聞國際帶來16.1億美元的收入。

　　新聞集團2010年財年總收入為327億美元，其中來自分佈在世界多國的衛星電視、有線電視和電影公司業務的收入總額約為226億美元，佔總額69%。

　　新聞集團報紙總收入為61億美元，其中英國新聞國際（包括《泰晤士報》、《星期天泰晤士報》、《太陽報》和《世界新聞報》的總收入為16.1億美元，僅佔總額的4.9%。

　　整個7月，竊聽門事件不斷發酵，《世界新聞報》關閉、多名新聞國際高層被捕、收購BSkyB計劃功虧一簣、默多剋父子面臨議員的拷問和輿論的聲討。

　　在旗艦街（英國新聞界別稱），《世界新聞報》等報社記者不擇手段挖料之事早在兩三年前已是行業公開的秘密。如今突然爆發，前英國《泰晤士報》、《觀察家報》記者馬丁哈克比對此這樣解讀：“道勒事件觸動了人心。道勒不是政客或明星，她是鄰家小女孩，所以她的遭遇能引起民眾的共鳴。在英國，一旦觸動公眾情緒，就能掀起軒然大波。”

　　哈克比認為，在未來一兩年的時間裏，將會繼續有更多的黑幕陸續被爆出，更多人需要為自己的錯誤償還代價。前英國曼徹斯特《斯托港快報》記者麥特霍恩則推測，事件將會演變成一場曠日持久的法律訴訟戰。

　　有人由此推測，這是默多克傳媒帝國傾塌的前奏。

　　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媒體與傳播研究中心主任科林斯帕克斯教授認為，從經濟角度看這種看法站不住腳：“默多克的業務重心和主要收入來源在美國。在英國賺錢的主要是天空電視臺，英國報紙帶來的收入不多，《泰晤士報》和《星期天泰晤士報》甚至是虧錢的。”

　　雖然從賬本上看幾家英國報紙對默多克來説“微不足道”，但是這些報紙共佔英國報紙總發行量的37%，這為默多克提供了強大的話語權，使得他擁有左右英國政壇的力量。而竊聽門危機的爆發授人以柄，未來新聞集團業務的拓展必將面臨更多掣肘。有人擔心，一向喜愛首先以報人自詡的默多克，對報業的熱情可能會深受打擊。

　　“茶杯裏的風波”

　　哈克比和霍恩均認為，默多克可能最終無心戀戰，全面撤出英國報業市場。還有一種可能性，默多克年事已高，下一代繼承人未必像他那樣對報業懷有巨大的熱情。這對於正面臨諸多挑戰的英國報業來説可能不是好消息，因為像默多克那樣熱衷報業發展且堅信報業前途的大亨不多。

　　斯帕克斯對此有不同看法。他形容竊聽門事件宛如一場“茶杯裏的風波”，新聞國際最終能挺過來。

　　“三年前，英國銀行家醜聞掀起軒然大波，衝擊英國經濟，如今沒人記得；兩年前，英國多名議員濫用公款事件，如今沒人記得；竊聽門事件也一樣。公眾情緒只有在能改變些什麼的時候才會變得重要。這件事雖然令民眾憤慨，但他們沒有能力去改變什麼。”

　　霍恩覺得，至少默多克左右英國政壇的時代將一去不復返。“政客們不會再像從前那樣積極尋求他的支持。”

　　在英國紐卡斯爾大學助理研究員曾飚看來，英國媒體與政治的關係根深蒂固，絕非一場竊聽風波和道德審判可以斬斷它們之間的聯絡，但他同樣認為竊聽門對默多克傳媒帝國影響不大。

　　“第一，竊聽被判定有罪，那麼承擔有罪的部分。罪有多大，後果有多大，而不是反過來；第二，把竊聽門擴大化，那就大家一起拉下水，因為做這個事情，新聞集團不是獨一家；第三，這次參與聽證的保守黨議員，是繡花枕頭，英國政客對此事沒什麼能力，也沒使用什麼力氣。”

　　哈克比和霍恩兩位前記者均認為，竊聽門事件將促使英國新聞界進行深刻反思。“事件對英國媒體、官員和大眾提出警告：向默多克或其他任何媒體集團屈膝是危險的。”霍恩説。

　　有分析人士認為，《世界新聞報》的倒閉將成為英國小報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就像1997年小報記者在戴安娜逝世後大為收斂一樣。哈克比稱，事件將令小報記者停止不擇手段挖料的做法。“很多人意識到不擇手段可能最終要付出代價。”

　　“第四權力”左右英政壇四十載

　　“在唐寧街10號，沒有大的決策可以不考慮這三個人的意見：首相、副首相和默多克。”

　　理論上，新聞媒體這一“第四權力”應保持獨立，對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種政治權力實施監督和制衡的作用。但實際上，自從1968年默多克借收購《世界新聞報》開始對英國傳媒界的征程以來，他與歷屆英國政府的關係就密不可分。

　　一方面，默多克在英國傳媒界的大肆擴張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西方選舉政治深受媒體輿論導向的左右，政客積極拉攏媒體，這使得壟斷話語權的默多克在英國政壇翻手成雲，覆手為雨。

　　英國紐卡斯爾大學助理研究員曾飚形容默多克的力量就像《星球大戰》中的黑武士。“基本上，他可以為英國讀者制定話題，提供素材，講述這個世界的‘真相’。”

　　哈克比稱，“默多克從來都站在贏家的那一邊”，利用媒體勢力來獲得政治影響力和商業利益。多年以來，沒有英國政黨能夠在不受默多克的支持下贏得大選。

　　默多克掌握的“第四權力”登峰造極，甚至可影響英國首相的決策。布萊爾執政時的副新聞主管蘭斯普萊斯形容默多克是“英國第24位內閣官員”。“在唐寧街10號，沒有大的決策可以不考慮這三個人的意見：首相、副首相和默多克。”

　　竊聽門事件曝光了卡梅倫與默多克的密切關係。卡梅倫組閣後在首相官邸接待的第一位媒體大亨正是默多克，他還聘請《世界新聞報》前主編庫爾森出任新聞主管。

　　曾飚表示，新聞主管是英國內閣一個很關鍵的職位。“就像電影《教父》裏黑幫角鬥發生的時候，老教父告訴兒子要監控打進打出的電話，‘新聞主管’對政府形象的控制也類似於此。”

　　新聞主管的人選往往來自英國小報。曾飚説：“可能他們都是從第一線幹出來的，做事情不怕臟了手，英國大報的編輯記者往往有點清高，做不了這些。”

　　斯帕克斯堅決反對默多克對話語權的壟斷。“理論上，我有一票，他有一票，我們是平等的。但實際上，默多克憑藉巨大的話語權可輕易地左右政局走勢，這顯示出西方民主制度的局限性。這説明在西方社會，權力並沒有平等地分配給每一個人。一個商人的勢力可以遠超一名記者或大學教授。

　　英國報紙多有政治立場

　　英國幾乎所有的報紙都有政治傾向性，其中不少會公開支持某些政黨，為其宣傳拉票。這些報紙的新聞判斷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其政治立場影響，如《每日郵報》右翼立場明顯，而《衛報》則比較左傾。

　　斯帕克斯告訴記者，媒體是否應該有政治立場，在英國存在爭議。“有些人認為，英國報紙太多，百家爭鳴也是自然的事情，這意味著讀者可以選擇符合他們政治立場和口味的報紙，在那裏尋找共鳴，不喜歡的話可以不看。像BBC那樣堅持在社會各主流聲音保持平衡，帶有鮮明立場的聲音往往得不到表達。但也有人認為，BBC儘量中立客觀才是媒體應有的立場。民眾不該只聽認同的聲音，他們應該聽聽別人不同的看法。”

　　監管機構的尷尬：權力小掣肘多

　　在竊聽門事件中，英國報業投訴委員會（PCC）也因被認為監管不力而深受口誅筆伐。PCC公共事務主任威廉戈爾在接受記者專訪時承認，有必要改革英國報業的監管機制，但改革不能激進，而要實際。

　　過去50多年來，英國紙媒一直由行業發起並出資的機構進行自我監管。1991年，英國報業投訴委員會(PCC)成立，成為英國最重要的全國性新聞仲裁機構。

　　PCC實施會員制，絕大多數英國報刊都是其成員，資金來自會員的支持，每年接受並處理大量新聞投訴。不過，在竊聽門事件中，PCC被指“不作為”，民眾開始對主要靠自律的媒體監管機制提出強烈質疑。

　　獨立性有限

　　面對外界的批評，PCC公共事務主任戈爾向記者表示，那些指責英國報業自我監管失敗的説法是一種過分簡單的判斷，“沒有一種監管制度甚至包括司法制度能夠保證阻止那些有心要違規的人不去違規。”

　　戈爾認為，以PCC為代表的自我監管制度在很多方面都起到了作用：“我們代表民眾監督報業糾正錯誤；我們制定行業守則，界定恰當和不恰當的行為；我們教育記者；我們不斷提高標準。”

　　話雖如此，在實際操作中，PCC有很多局限性。首先，PCC只對會員有管轄權。今年1月，英國快報集團就宣佈退出PCC，結果是PCC無法再處理針對該集團下屬報紙的投訴。

　　其次，PCC獨立性有限，資金來源於作為會員的各大報業集團，難免受人掣肘。斯帕克斯表示可用一句英國諺語來形容PCC的局限性“支付吹笛者的人挑選曲目。”

　　更關鍵是，PCC管轄手段主要是寄望媒體自律，對違反準則的行為大多只是要求其道歉或更正等，缺乏更嚴厲有效的措施。而且，PCC只能協調仲裁，不能實施調查。有分析人士指出，竊聽門事件中涉及的跟蹤竊聽、入侵手機和郵箱等手段技術先進，只有警方才有權限和能力去偵查，期待PCC去取證，確實有些勉為其難。

　　改革重實際

　　如今，改進和加強媒體監管在英國已成基本共識。但怎麼改？依然眾説紛紜。

　　7月28日出版的《星期天泰晤士報》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英國民眾認為英國報刊行業不能再僅由PCC進行行業自我監管。63%的被訪者支持英國國會設立獨立監管機構，從國家層面監管英國報業。

　　戈爾強調，不能為了急於解決問題而對PCC全盤否定。“英國報業監管制度的改革必須有理有據，其目標也必須是實際的、可以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