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蕭然報道

　　經千呼萬喚，“三公”消費終於揭去了它那神秘的面紗，羞答答地露出了“真容”，但是這種精煉的表格、簡短的註釋、深奧難懂如同“天書”的賬單卻激起了民眾更多的質疑。

　　雖然距離國務院制定的最後限期已過去半月有餘，但截至7月28日，仍有外交部、煙草專賣局等10個部門按兵不動。除此之外，中央其他88個部委皆紛紛拋出了自己“三公”經費的賬單。

　　“這件事情本身來講是非常有意義的，是政府加強內部改革、行政體制改革和民主建設的重要舉措，但是對於結果我們很不滿意。因為‘三公’經費公開的初衷是要釋疑解惑，結果是問題反而越來越多。”對外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李長安在接受《中國産經新聞》記者的採訪時説。

　　引起民眾質疑的核心問題，就是“三公”經費賬單太過於籠統、精煉，缺乏明細。比如“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除審計署細化到每輛公車的平均費用外，大多數部門只是交代幾個簡單數據。

　　李長安表示，“三公”本身就是一個不規範的用詞，由於中央沒有列出一個詳細的名單，各部委都有自己的理解。就公務接待費而言，有的部門只有幾萬元，有的部委卻達到幾千萬元，差距很大，給人感覺很不規範，讓民眾無所適從，也不符合政府公開條例和財政公開的國際慣例。

　　由於缺乏公開細則和統一口徑，不同部門對“三公”的界定不同。比如海關、稅務等垂直管理的部門把執法車和領導幹部的公務用車混為一談；有的部門把公費旅遊和公務活動放在一起，讓民眾無從比較。

　　住建部接待費去年決算是26.07萬元，今年預算是13.95萬元；而有著相同權力、相同規格的其他部委比如發改委、審計署、教育部、農業部，今年的接待費預算分別是639.46萬元、865萬元、768萬元、3755.68萬元。為什麼類似的部委之間的數據差距這麼大？是統計口徑原因，還是數據失實？

　　所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三公”經費的賬單已成為民眾為各部委排座次的排行榜。但其實這並不科學，由於各個部委的職能以及人員的設置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所以説籠統地放在一起來比較的可比性並不是很大。

　　雖然問題多多，但也有人感嘆，“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公開就是進步，公開總比不公開好。

　　但李長安認為，這些形式主義的公開已經背離了公共財政公開的初衷，一是民眾的知情權並沒有得到滿足，這種不太明確的數據容易迷惑民眾，使得一些部門更容易鑽空子；另一方面，公開只是開始，公開是為了更好地監督。公開的形式化使得它的目的更加遙不可及。

　　面對民眾的質疑，很多部委有的不置一詞，有的只是給予籠統的答覆，更不要提有相應監管措施的跟進了。有業內人士指出，中央各部委早已忘記公費開支的是否合理和公正才是“三公”公開的真實目的。

　　李長安表示，政府部門的“三公”支出不能僅僅止步于公開，公開只是建立健全更為完善的公共財政監督管理體制的第一步。只有後續的監督、問責等配套政策措施立即跟進，才能實現公開“三公”支出的初衷。只有儘快完善相關的監督管理體制，對違規者堅決處以黨紀國法，才能真正破解“三公”支出規模過大的難題。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建議，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修訂《預算法》，用法律規定中央部門預算公開的實施細則。現行《預算法》只賦予財政部公開全國的決算、預算以及全國“三公”經費的權力，沒有賦予財政部公佈每個部門的預算和“三公”經費數據的權力。

　　“沒有法律依據，花錢的部門就可以想辦法不告訴公眾花錢的數目。只有通過實施細則讓中央部門預算公開成為常態，才能使預算公開的列車行駛在法律的軌道上。”李煒光説。

　　只有公開透明、民主監督以及相應的法律制度三者相輔相成，才能從根本上切除“三公”消費這個日益龐大和惡化的腫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