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有著168年曆史的老報《世界新聞報》，因竊聽醜聞最後一次發行；7月15日，媒體大亨魯珀特默多克首次發表公開道歉信，“我們向那些受到傷害的個人表示歉意……”而披露竊聽醜聞從而直接葬送了《世界新聞報》的英國《衛報》記者尼克戴維斯則表示，那篇報道只是開始。

　　“竊聽門”風暴仍在發酵，圍觀的人群已經眼花繚亂。默多克此時的“鎮定”，是不是“風暴眼”中的暫時寧靜，他和他的傳媒帝國能不能挺過眼下這一輪危機，目前還不好斷言。不過，這一事件目前呈現出來的“破壞力”已經足夠令人震驚。報紙關門、高管去職、收購叫停，以及聲譽和話語權的流失，所有這些“壞消息”都讓人有些相信，事情或許真的只是剛剛開始。

　　這個“剛剛開始”，一方面是“壞下去”，具體體現在“竊聽門”風暴可能會被繼續揭露下去，“壞消息”會越來越密集地出現，就像當年的“水門事件”一樣，將政府高層、警方、媒體等等牽扯進來，從而由一個單純的媒體事件演變為一樁公共事件。另一方面則是“好起來”，即可能預示著某種積極樂觀的走向，有學者稱，默多克此番忍痛停刊，是“尊重民意和輿論、尊重新聞傳播規律的明智之舉”，體現了媒體的自律，體現了傳媒行業的“零容忍”。

　　《世界新聞報》的倒掉並非一時一事之功，其不擇手段獲取新聞的做法由來已久。公允地評價，《世界新聞報》確曾挖出諸多精彩猛料，但那些以公眾人物為爆料對象的新聞，可能會有“麻煩”，但尚不至於釀成“災難”。而此番被披露出來的竊聽遭劫女孩事件，事涉普通民眾，公眾的憤怒可想而知，可以説，《世界新聞報》關門不過是一連串行為的總爆發而已。

　　這就是説，事件由頭固然是媒體記者肆意侵犯公眾隱私的醜聞，而最終裹挾進來的，很可能還包括政府、警察的濫權、失職乃至腐敗行為，概言之，新聞的越界，透露出來的其實是公權力的失守，而這，才是這一事件最為致命也最為精彩的看點。且看事發後一些政界要人急著撇清與默多克關係的表現，即可明了這一事件在政界的震撼力之強大。

　　至於説，這一事件透露出來的媒體“好起來”跡象，似乎遠沒那麼樂觀。《世界新聞報》的停刊可以視為是默多克向公眾示好的聰明做法，又何嘗不是斷尾求生的無奈之舉？滿口的“we are sorry”背後，是不得不如此的苦衷——在去年同樣遭遇大量指控時，他採取的是逃避和混淆視聽等策略，今年，他已無路可退。

　　值得注意的是，以與警方私下交易、雇傭私人偵探等方式獲取新聞，並非新聞國際公司一家。竊聽語音信箱的做法一度非常普遍，某種程度上講，這種方式已經成為很多媒體公開的秘密。在激烈的競爭、巨大的利益面前，媒體的自律、行業的規則並非想象的那樣強大，很難真正遏止獲取轟動性新聞的衝動。

　　無論“壞下去”，還是“好起來”，這一事件對傳媒界乃至整個社會的影響都是深遠的。其中，最醒目的一點就是公眾對傳媒日漸泛化、記者動輒嘩眾取寵的厭倦，這種厭倦正是決定媒體存亡的關鍵所在。過分發達的資訊在滿足人群信息需求的同時，正在越來越呈現出對人的干擾和干涉。這種影響一旦指向遭劫女孩這樣的普通民眾，恐懼和憤怒就會迅速蔓延開來。

　　這些年來，國內傳媒業發展迅速，記者採用暗訪、隱蔽拍攝等行為也十分普遍，這其中，有很多關係到公眾利益的報道産生了轟動效應，卻也不可避免地産生了許多糾紛。如何在公眾知情權與個人隱私之間劃出一條紅線，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這不僅關涉到新聞理念、職業倫理，也牽扯到法律界定是否明確、部門監管是否到位、公眾監督是否有力的問題。除了必須尊重和保護民事主體或公民的應有權利之外，國內媒體還面臨另外一重困難，那就是如何切實保護記者的正當採訪，特別是輿論監督不受阻撓。可以説，二者在價值排序上並無先後之分，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相輔相成、榮損與共。

　　從這個意義上講，《世界新聞報》醜聞事件或許能夠讓我們在檢視、反思自己的同時，更加注重完善新聞法規的建設，以法律保障公民的權利、保障媒體人員自身的權益，從而保障公共利益的實現。此外，也可能推動職業倫理的思考，更深刻、更透徹地理解媒體的自由與邊界，理解公共利益與個人隱私的紅線。這註定也是一個“剛剛開始”的事業。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