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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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7-04

　　王曉夏

　　“將人間變成地獄的原因，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曾經這樣感慨過。儘管利比亞已是戰火紛飛，滿目瘡痍，但想必卡扎菲上校內心深處並無愧疚，或許他認為他所作所為都是為利比亞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把反叛者扼殺在他們的賊窩，抗議者們都是不配活著的‘蟑螂’和‘老鼠’！”卡扎菲叫囂著，揮動屠刀。他還下令通過大範圍的強姦來恐嚇“叛亂分子”，有人證實，利比亞政府為執行這一政策大批購買“偉哥”類藥物。

　　上校的“美意”，讓利比亞民眾傷痕纍纍，也讓國際社會怒火中燒。

　　在聯合國的一再催促下，6月27日，位於荷蘭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ICC)正式以“反人類罪”對卡扎菲發出國際逮捕令。

　　消息傳出後，立即引來如潮的評論。有些看法是，國際法院的通緝多此一舉，只能讓利比亞局勢變得更加複雜。

　　所有人都很清楚：雖然通緝令是逼迫卡扎菲去海牙面對正義的重要一步，但同樣也將迫使他進一步緊握權力，困獸猶鬥，以圖自保。

　　對於通緝令，美國《大西洋月刊》以調侃的口吻質疑：通緝令最終只能淪落成卡扎菲國際旅遊的一紙禁令。早在2009年法庭就給蘇丹總統巴希爾簽發過通緝令，提出“種族滅絕”等10項指控，但這位總統依然在位，並於7月1日前成功友好地訪問了中國。

　　當人們擔憂卡扎菲通緝令的短期負面影響，甚至因此批評國際刑事法庭時，來自柬埔寨的消息讓人們冷靜下來，重新思考和衡量卡扎菲的通緝令背後真正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6月28日，紅色高棉4位老邁蒼蒼的前領導人再次出現在國際審判的被告席上，接受繼2009年開始的第二輪審訊。

　　在1970年代，紅色高棉領導人揣著將柬埔寨建設成“貧農天堂”的“美意”，將國家帶入地獄。在“為了多數人的人權，而忽視少數人的人權”的信條下，紅色高棉殘暴地發動了一場“肉體滅絕”運動。在1975年到1978年不到3年間的時間裏，人口不過八九百萬的柬埔寨有將近170萬人非正常死亡（官方公佈數字為80萬）。

　　製造這場人間慘劇的黨魁波爾布特在臨終前辯解道：“（我）只是要鬥爭，不是要殺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為了伸張正義，為了不讓未來“清白良心”的後繼者再次肆意妄為地拿起屠刀，國際法庭正在和紅色高棉前領導人的生命賽跑，因為正義可以遲到，但不能淪喪。

　　或許對卡扎菲的通緝效力有限，但柬埔寨的遲到審判卻在啟示世人：正義和法律終究能追究任何自認為不受管束者的責任，在獨裁者打算發動下一次屠殺時，必須顧忌一下為此將付出怎樣的代價。

　　這一趨勢越來越明顯。

　　1999年，智利前獨裁者皮諾切特造訪英國，由於他在位期間屠殺民眾，包括西班牙籍公民，西班牙法院以“反人類罪”要求英國引渡。最終皮諾切特以老年癡呆、在精神上不適合受審為由才僥倖逃脫。

　　2001年，比利時方面曾經要求以色列引渡前國防部長沙龍，因為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戰爭中，他曾默許黎巴嫩基督教長槍黨民兵屠殺1500名巴勒斯坦難民。

　　世界頭號強國的美國也對捍衛人權的國際力量忌憚三分。如果當年小布什總統不是擔憂他的“反恐戰爭”遭遇人權官司，他也許會同意美國成為《羅馬規約》的簽署國。

　　國際法的鼻祖格老秀斯在《戰爭與和平法》（1625年）中指出：即使不存在上帝，國際法也會存在。人類理性可以打破文化價值和習俗圍墻，發現被遮蔽的自然法則。

　　正是人們對人權的最自然、最基本屬性的認可，才極大地推動了世界人權大潮流的涌動。

　　（作者為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