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寬

　　有很多關於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的爭論，都圍繞“這個國家經濟增長水平怎麼樣”或者“人均GDP水平如何”這樣的問題。

　　有一些國家被我認為是比不上我們的，比如印度經常讓我們很多同胞感到得意，因為中國的人均GDP大概是印度的兩倍。再比如希臘、西班牙，深陷債務危機，還指望中國去買它們的國債。顯然它們也不如我們。

　　有一些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遠超過我們，可增長速度不如我們，但是這些國家跟我們中國有一個差別，常常沒有被納入考慮——這些國家都是懶洋洋的國家。

　　比如希臘人，享受著海風和陽光，我們累得像牛馬一樣就為了去海南島曬上兩天太陽，急不可耐地把照片貼上微博顯擺。人家天天坐在家門口，日子過得像度假一樣，不愁吃不愁喝，要發展經濟幹嘛？

　　印度也是一樣，國民性格祥樂，看寶萊塢影片，口味和我們不一樣，言情片的主旋律是唱歌跳舞，倫理片的主旋律是唱歌跳舞，驚悚片的主旋律是唱歌跳舞，哪怕是警匪片，沒開幾槍，也開始唱歌跳舞了。要讓人家像我們中國老百姓一樣在富士康流水線上埋頭工作加班，顯然是不可能的。

　　至於像日本這樣的國家更不一樣了。社會比較傳統，很多人結婚以後，太太就做家庭主婦，彈彈琴，插插花，老公在外面工作應酬，回到家裏，洗澡水都泡好了，飯來張口，衣來伸手，這挺和諧的。是因為人家女性地位低麼？非也。日本韓國女性政治家的比例和活躍程度要遠高過中國。包括在中國台灣、香港，實際的男女權利平等程度也遠超過大陸。為什麼中國大陸夫妻雙方都全職投入工作的比例世界領先呢？我覺得這説明了在中國大陸，百姓養家糊口的艱辛。

　　我在日本韓國，都見過這樣的家庭，先生在外工作，不過是個普通公司職員，太太在家，有上兩個孩子，活得挺瀟灑，感覺生活也不吃力。

　　中國可憐多了，“女人當男人用，男人當牲口用”是正常現象。我跟我這個年齡的不少夫妻交流，兩口子都在工作，也一點兒沒覺得家庭經濟有安全感，一説孩子上學、老人看病，都愁得要死。這還是白領，要是幹苦力的，其艱難可想而知。

　　我最近幾年在做一項對北京和上海務工的農民工家庭的大樣本跟蹤調查，統計發現，夫妻兩個人在北京或上海一起工作，收入大概4000元左右，聽上去倒也不算低，但要細看，夫妻雙方加在一起的每週工作時間，超過13天半，每天工作超過10個小時。就這樣終日勞作，他們常常只能一家子擠在5平方米左右的租房甚至地下室裏，孩子還上不了公立學校。

　　1949年之後，我們最大的一項成就是把幾乎所有國民都轉化成了勞動力，大家都記工分，徹底沒有“不勞而獲”的了。過去的中國農民也沒現在這麼忙碌，一年就那幾段農忙的時間比較辛苦，雖然收入低，但是有大量閒暇。現在除了种家裏的地，農民還要出來打工，做前面所説的農民工。

　　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政府財政超高速增長背後，留給普通國民的公共福利實在太可憐了。而我們中國大陸高強度的持續勞動，成了一種強迫性的路徑依賴，幾乎沒有人能逃脫，低福利社會帶來的生存危機感，使得中國每一個家庭都活得如此辛苦。

　　所以在我們自豪于中國的GDP和GDP增長速度的時候，不要忘記，人家國家的GDP，是一個人幹活養一家子而且是享受大量閒暇時間的情況下實現的，我們則是兩口子齊上陣折騰出來的。最可笑的是，有學者特別自豪，人家印度搞了民主，GDP增長只有8%，比不上咱們中國10%。也不想想人家印度的經濟增長，是一幫整天唱歌跳舞的國民幹出來的。

　　一個企業核心的競爭力就是看它能不能讓員工輕輕鬆鬆地把錢給賺了。如果一個企業員工眾多，但除了讓員工像牛馬一樣，無視員工的健康和福利，總是加班加點，靠低價的勞動力來獲取訂單，即使這個企業産值再高，也很難得到尊敬。

　　現在很多人都知道劉易斯拐點這個説法，即從勞動力過剩到勞動力短缺的轉捩點，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産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逐漸減少。伴隨著普通勞動力減少，工作收入應大幅度上漲。但是，在中國以單位工時收入而言，如果再扣除物價上漲因素，中國普通百姓的收入其實並沒有達到真正意義上的拐點，特別是遠遠趕不上GDP增長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而在日本和韓國經濟起飛期都不是這樣的情況，像日本當年經濟增長中，年輕人被稱作“金蛋一代”，工資比上一代大幅提高而且不愁找工作。

　　而其中的緣由在我看來，就是因為制度性的環境壓榨了中國的勞動者，不人道地提升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供給水平。

　　這維持了眼前的繁榮，但同樣是不可持續的，不是“科學發展”。

　　(作者係清華大學理論經濟學研究所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