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報首席評論員 魯寧

　　與往年比，今年高溫費報道見報時間更早——昨日本市就有媒體刊發了“近六成受訪者未領過高溫費”的記者調查。

　　調查樣本涉及本市環衛、建築、送水、快遞四大露天勞作行業。沒有調查樣本所作的詮釋，這一結果也在“坐辦公室人員”的意料之中。至於烈日下的勞動者，絕大多數人除了長期不能享有高溫補貼，甚至連有媒體在年年關注他們都毫不知情。

　　在國內，雷打不動、心安理得年年享有高溫補貼者，惟機關和事業單位“坐辦公室”的龐大群體。計劃經濟那會兒，國有企業職工倒也有這個福分，後來就不行了，困難國企要麼不發，要麼剋扣，還有拖欠的。好國企尤其是壟斷國企，則往往突破標準多發和超發，這也算是分配不公之無數外延之一。

　　國企發高溫補貼，好歹還有今年已滿51周歲的全國性《防暑降溫措施暫行辦法》可供參照。因為總歸屬於中央政府頒行的行政規章。可外企、私企和民企因缺乏針對性約束規矩，也就一直處於“無法無天”狀，更甭説成千上萬個小企業了。當然，這類企業的老闆中也有講點良心的，被人保部門或總工會發現後，多半會請媒體作典型報道，作勞動執法的政績宣揚。

　　中國人做事情，譬如維權什麼的，有個鮮明特點，那就是穿鞋的替赤腳的考慮，坐辦公室的替野外幹苦力的做主。如果大夥認可這個現象確係普遍存在，那麼，諸位若重新回味本短文的標題，定會生出新的百感交集。

　　勞動維權中的很多糾結，處理起來都遵循一個共同的套路：先是裝傻，接著是能拖則拖、能推則推，再是解決問題不痛快，形如擠牙膏，美其名曰：“完全解決需要有個過程……”瞧，主張高溫費即為典型一例：2007年夏，衛生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國家安監總局、全國總工會聯合發佈《關於進一步加強工作場所夏季防暑降溫工作的通知》，同期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市總工會下達《關於本市企業高溫季節津貼標準的通知》，這上下對應的兩個“通知”看上去很般配，卻是個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力的“紅頭文件”，多數底層勞動者聞所未聞，或文件看上去很美，但未見落實。

　　“紅頭文件”無用，媒體抓典型不捨。就有官員出來説話，建議領不到高溫津貼的員工可向勞動部門申請仲裁。這真叫説者輕巧聽者寒心。請問：為那每個工作日可憐巴巴10元的高溫津貼費，有幾個員工敢與老闆或企業撕破臉皮？

　　大概也從2007年前後始，每年春上開全國或本市的“兩會”，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就“高溫立法”提出議案、提案或建議。但時至今日，這件事始終難有絲毫進展，相反各種“條件欠成熟”的理由倒是舉出了一大堆。請容筆者直言，這理由那理由都是“硬挖出來的理由”。“高溫立法”(哪怕對51周歲的《防暑降溫措施暫行辦法》作點增補)之所以千難萬難，不在於此事排不上號，而在於不少立法者是既領高溫補貼又享受空調辦公的主兒。不信——若今年把立法者享有的高溫補貼和空調都給取消了，不用等明年的盛夏來臨，“高溫立法”肯定立即啟動，保不定已然頒行！所見，“高溫立法”久拖不立，其實是受制于立法者的感受。

　　上海向來“率先”不離口，“高溫立法”先搞個地方性法規什麼的，能否也“率先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