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索寒雪 | 來源: 中國經營報

　　與其他的經濟學家相比，蔡昉(微博專欄)的形象有些“偶像派”：話語不多，溫文爾雅。

　　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所長，蔡昉提出的中國將面臨“劉易斯拐點”和中國將“未富先老”的理論曾經引起一片爭執。

　　“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的頂峰即將過去。

　　從2004年就開始出現一些跡象，如民工荒的蔓延等。拐點會持續多久、轉折區間有多大？蔡昉給出的答案是“還會有很多年”。其最後的結束點將是“城鄉差距、系統差距消失，也就是農村的勞動生産力水平和城市相同。”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更多地看到了民工荒，勞動力價格的上漲，以及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等現象，更多的農村人口涌向城市，在這一社會洪流的變遷中，蔡昉所“預言”的部分正在慢慢轉變為現實。

　　2013年到2015年是蔡昉給出的這一人口變遷的更準確的時間點，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中國的社會結構、企業乃至個人都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蔡昉甚至預言，如果不能及時處理好社會的變革，中國經濟將面臨失去的10年，甚至是20年、30年。

　　當中國經濟還在以兩位數的速度快速增長時，很難有人還保持如此冷靜客觀地分析。

　　在這一巨變中，有一批學者變得更加“文學”，被情緒控制了理論。

　　也有一批學者變得更加“科學”，用數字和理論尋找經濟發展的冷靜一面。

　　因為此時是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十分重要的時刻，所以，能夠被印證的理論都將被歷史銘記。

　　對中國是否面臨劉易斯拐點的爭論一度在整個學術界被慢慢擴大，甚至已經從學術界蔓延到對個人的評判，這使得旋渦中的蔡昉也受到傷害。

　　或是攻擊，或是支持，時過境遷之後，蔡昉依舊風度翩翩地站在彼岸，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各種現實的鏡像都開始在佐證他曾經的判斷。

　　與爭議旋渦時期相比，此刻的蔡昉顯得更加沉靜。

　　蔡昉所作的另一部分工作，不僅僅是關注經濟學，而是從經濟回歸到人口，再從組成社會的這些元素中，提取出暗藏的洪流。

　　所以，在蔡昉的學術研究中有很多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注，包括對農民工問題的關注。他不止一次地建議，城市應該引進更多的農民工，並解決農民工的戶籍問題，雖然這與很多城市管理者的意願背道而馳，但是他的建議，實際上已經是大勢所趨。而在記者對蔡昉的幾次採訪中，都能夠很明確的感覺到一點，即對事件發展的“必然”性的深刻解讀。

　　55歲的蔡昉還保持著一顆“童心”，他曾經“逃會”去拜祭音樂大師的墓園，也會去觀看最新的好萊塢大片。因為對生活保持了高度的熱情，所以他的理論一直與現實緊密相連：預測未來，又被未來所佐證。

　　蔡昉在最近的一次微博中寫道，“一位投行經濟學家跟我談人口結構對房地産影響。他們對未來的判斷是：隨著人口逐漸形成4-2-1代際結構，將來祖父母、外祖父母、爸媽（因離婚率提高還有繼父母）都給下一代留房，最終房價崩潰。巧的是，某地外來人口有個理論：城裏人只顧買房，咱買不起就多生，將來你的房子都是俺孩子的。群眾也是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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