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問題正在倒逼新一輪經濟改革

　　僅僅就居民收入本身談收入分配沒有意義，居民收入本質上受宏觀經濟影響，而收入分配改革根本沒有可能孤立前進，因為説到底，收入分配就是財富分配，而財富，就是經濟學的核心議題。中國經濟2008年之後出現的問題到現在已經積重難返，如果沒有制度性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就很難有實質性進步。

　　全國兩會之前的地方兩會上，很多省市政府提出“十二五”規劃中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速同步，現在，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終於全部披露。在綱要中，不僅僅是要求居民收入增速與經濟增速同步，更是第一次明確提出居民收入增速將超過經濟增速。

　　出現這樣的明確説法非常正常，此次兩會被外媒稱為“民生兩會”，大部分話題都指向一個議題，即如何改變收入分配結構、保證社會公平，比如要求提高個稅起徵點、質疑中國貧困線標準過低、要求公路收費站假日免費、質疑階梯電價……類似的議案層出不窮，更不用説兩個主要熱點“樓市”調控和控制“通貨膨脹”。為什麼所有話題集中於此，為什麼最終要明確提出居民收入增速要超過經濟增速，因為無論從政治上還是從經濟上，都已經到了必須改變的時候。單從經濟上來看，中國經濟就已經到了不能單純追求GDP增長而需要放緩腳步尋求經濟轉型的時候。

　　上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經濟的發展大致經過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98年之前，這一階段中國經濟的國內需求旺盛，産品不愁銷路，但弊病是産能不足。1998年的國有企業産權改革是重要轉折，隨著市場經濟的基本面漸漸打開，産能不足的問題逐漸解決;第二個階段是2003年之前，這一階段國內經濟蓬勃發展，但逐漸不滿足於國內市場;第三個階段就是2003年加入世貿組織至今，中國産品找到了新的銷售渠道，內需、外需同時開啟，外貿企業遍地開花，中國製造走向世界。這三個階段一共是兩個節點，要注意，這兩個節點本質上是兩次制度進步。第一次就是1998年的國企産權改革，第二次就是2003年加入WTO，前者是國內經濟制度進步，後者是對外貿易制度環境變好。然而，自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沒有進行新的制度性改革，輕盈的雙腿到2008年以後越發沉重，它面臨著內憂外患：對外，匯率問題一直沒有實質性解決，貿易衝突不斷，升值壓力越來越大;對內，房地産市場畸形發展，漸成國內貨幣的主要洼地，由此變為貧富差距拉大的重要杠桿，而內需增長未有實質性起色，居民收入雖有顯著增長，但也承擔著巨大的通脹壓力。

　　僅僅就居民收入本身談收入分配沒有意義，居民收入本質上受宏觀經濟影響，而收入分配改革根本沒有可能孤立前進，因為説到底，收入分配就是財富分配，而財富，就是經濟學的核心議題。現在做的一些改變收入分配現狀的措施仍然只是小打小鬧，提高最低工資這樣的措施只能解解近渴，而且只能是小幅提高，打擊哄抬物價之類也不能止住物價整體上漲，調控房市尚未有實質性進展，如果政府承諾的保障房在“十二五”規劃的5年中無法很好落實，依然無法阻擋高房價。

　　我們需要新一輪經濟制度的變革，就像1998年和2003年一樣，1998年的國企改革釋放的經濟紅利讓中國人享用了5年，而2003年加入世貿組織釋放的經濟紅利讓我們享受到現在。中國經濟2008年之後出現的問題到現在已經積重難返，如果沒有制度性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就很難有實質性進步。昨天，本報評論員文章指出，內需問題是中國經濟的結構病，要改變內需問題需要國內經濟的整體變革，同樣，收入分配也是如此。化學反應總需要作出某些結構改變或者添加新的反應劑，我們需要新的變革推動中國經濟發生化學反應。事實上，新一輪改革本就應該在1998年就完成，只是因為國內各種反改革力量的抵制以及這些年的高速發展掩蓋了中國經濟的內在問題而未完成。現在，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已經在倒逼中國經濟的改革，任何力量都再無法阻止改革的到來。

　　南方日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