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海斌：央企高管薪酬市場化需企業市場化先行

　　全國人大代表、央企負責人代表5日在參加網絡訪談時，就飽受關注的“央企高管薪酬”話題做出了回應。全國人大代表、武鋼集團總經理鄧崎琳表示，中國央企高管的工資薪酬水平和同類崗位相比低得多，這是事實。“我們都是一樣的，絕對是低得多。我們一年把稅交完的工資40多萬，你會信嗎？美國GE那些大公司多是幾千萬美金的，民營企業就更不用説了。央企絕對不可能有這種高工資。”

　　鄧崎琳先生的言論清晰表明，央企在給高管們劃定薪酬時面臨著“兩難”。但鄧崎琳先生在權衡薪酬高低時，卻選錯了比照對象。

　　為強調自己薪酬水平“低得不合理”，鄧崎琳先生選擇了美國的高管們作為比較的對象。這可能會誤導公眾，因為美國高管薪酬只是個特例，即便在發達經濟體中也不具有代表性。有數據顯示，平均而言，美國高管與普通員工的薪酬差距高達200多倍，最有代表性的高管薪酬，則是華爾街金融高管們。然而，即便在市場經濟最發達的美國，其高管的天價年薪也受到多方詬病。最明顯的例子是，作為全球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華爾街金融企業高管的天價年薪，在經濟面臨衰退的時候引起了上至美國總統，下至普通百姓的不滿，美國總統甚至直接下令限制部分得到政府救助的企業高管薪酬。而且，其他發達國家均沒有美國這樣高比例的薪水失衡，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差距在25倍左右。值得注意的是，這薪酬包含了固定工資和福利、長期激勵等在內的總薪酬，更不必提這些發達國家數十倍于我們國內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了。

　　對於我們的央企高管來説，更合適比較的對象應該是企業員工收入水平，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區域性人均收入水準。如果按照2010年湖北省城鎮居民人均收入1.6萬元計算，鄧崎琳先生的收入是1.6萬元的25倍左右。如果加上央企高管的種種隱形收入與職務消費，這樣比較起來，鄧崎琳先生的收入水平算低麼？

　　眾所週知，央企在經營過程中，融資、開拓市場、並購等都會得到政策的扶持。而且，央企取得良好的經營業績，這一業績到底是靠政府補貼而來，還是管理層治理有方，這個也存在疑問。最近有報道稱，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高明華參與調研的 《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報告顯示，多年來，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的利潤高速增長，與享受的各種優惠補貼有關。2001年至200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少計算或者少繳納成本總額加上補貼，包括少支付的利息是2.8469萬億元，地租3萬多億元，資源租5000多億元，虧損補貼1198億元，總計是6萬多億元，這一數字遠遠大於4萬多億元的企業利潤總額。鄧崎琳先生能就這些數據回答武鋼集團能取得較好收益，是靠高管經營有方還是政策扶持嗎？

　　在國企非市場化運行，在與民企競爭過程中享受種種偏向性政策支持的時候，鄧崎琳先生所期望的國企高管薪酬 “應該按經濟規律走市場化、國際化的道路——高管高薪”還為時尚早。有一個問題鄧崎琳先生不容回避——在要求薪水市場化和國際化時，你所服務的企業是市場化、是國際化經營的嗎？全國的國企一日不擺脫對政府政策支持的依賴，一日不公平地參與市場競爭，高管們的“身價”就一日無法合理化市場定價。因此，想要高管薪酬市場化，先要國企市場化運行。

　　國企改革非一日之功，就那些有能力的國企高管而言，要想實現自身價值最大化，並非只有這一條路可走。在外部標準難以衡量高管對企業盈利貢獻大小的情況下，企業高管本人應該更加了解自己到底付出了多少汗水，鄧崎琳先生或許覺得自己對武鋼的貢獻遠遠超出他所得到的報酬，這也實屬正常。如果鄧崎琳先生覺得自己應該取得更大的回報，不妨跳出武鋼集團，到市場化運營的民營企業中搏殺。市場化企業，給市場化薪酬，大家還有什麼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