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全球經濟復蘇基礎依然薄弱

　　2008年6月，林毅夫作為北京大學教授、知名的中國經濟學家，前往世界銀行就任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這是世界銀行第一位“中國面孔”。彼時，一場影響深遠的全球金融危機即將步入全面蔓延期。

　　2011年1月，林毅夫以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新身份，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他的辦公室裏，接受了《財經國家週刊》的獨家專訪。此時，全球經濟正走在一條“基礎依然薄弱”的復蘇道路上，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

　　世界銀行最新的《2011年全球經濟展望》預計，2010年全球經濟增速估計為3.9%，2011年將放緩至3.3%，其中發展中國家增長率可達6%，發達國家增長率也將有2.4%。

　　在與林毅夫面對面一個多小時的採訪中，“如何看待全球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如何尋找全球經濟走出危機的新出路”、“總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經驗與理論並推廣”，成為貫穿整個訪談的核心內容。

　　林毅夫提出，必須打開穩固全球經濟復蘇的新思路，以“超越凱恩斯主義”的視角與政策“尋找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而這裡的投資，應該是指那些能夠起到提高生産率水平、消除增長瓶頸的投資。

　　換言之，各國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方面有廣闊的合作空間，不過林毅夫表示，前提是“必須倡導一種全球同舟共濟的精神”。

　　從一位過去主要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問題的經濟學家，到現任著名國際組織世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兩年多來，身份與職務的轉變，讓林毅夫對於發展經濟學理論有了更深一層的思考、更新一些的視角。

　　“新結構經濟學”，成為林毅夫在重構發展經濟學框架上的一個重要的理論突破。它強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鬚髮揮市場和政府的協同作用，同時，政府的政策和各種制度安排必須考慮不同發展水平的結構性特徵，而這些特徵在很大程度上受各個發展中國家要素稟賦結構及其市場力量所內生決定。

　　復蘇薄弱的根源：發達國家産能利用率低

　　2008年的那場因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依然讓很多人記憶猶新。在各國政府有效積極的一致“救市”舉措下，時至今日，全球經濟正走在復蘇的道路上，以發展中國家的良好增長為主帶動的全球經濟，避免了可能的最糟情況的出現。

　　然而，全球經濟格局中的深層次問題並沒有因此得到解決。主權債務危機問題不斷、發達經濟體失業率高居不下；而發展中國家也面臨著不小的通脹壓力……

　　正如林毅夫警告，全球經濟復蘇的基礎仍然薄弱。

　　其根源何在？全球經濟不平衡中，哪些結構性問題仍有待解決？2008年的危機給我們留下了什麼樣的珍貴的經驗和教訓？

　　《財經國家週刊》：全球金融危機已經過去兩年多，現在如果讓您總結2008年那場危機，您將作何評價？

　　林毅夫：可以説，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力甚至比1929年的危機還要大。首先我們必須清楚危機爆發的原因，直接的原因當然是美國房地産泡沫破滅引起次貸危機，引發了金融體系的系統性危機。

　　為什麼會有次貸跟房地産的泡沫？有遠因和近因。遠因是在80年代以後，發達國家放鬆了對金融的監管，認為市場本身就能夠解決對金融機構的管理問題。這種放鬆帶來了金融體系的很多創新，帶來了金融的繁榮，但同時也帶來了系統性的風險。

　　第二個原因是2001年互聯網泡沫的破滅，經濟應該會進入一段相對疲軟的時期。為了避免經濟衰退，美聯儲從2001年3月開始，18個月時間內，連續26次降息，利率從6.5%降低到1%，在低利率和次級債這種金融創新的刺激下房地産市場出現繁榮，使美國經濟很快就從互聯網泡沫破滅的陰影下走出，恢復了增長。儘管這渡過了泡沫經濟的破滅所帶來的衰退，但造成一個更大的問題：房地産泡沫。

　　值得慶倖的是，吸取了過去的經驗教訓，這場危機爆發後各國很快形成了同舟共濟的精神，2008年11月20國集團峰會便決定採取一致行動，由政府出面給金融機構提供援助，避免銀行倒閉。另一個吸取1929年的經驗教訓是：即使國內失業提高、出口萎縮，還是要堅持自由貿易主義。

　　這兩項政策讓我們避免了最糟的可能狀況出現。並在協同一致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啟動需求的情況下，全球經濟在2009年開始復蘇，以中國最早。

　　《財經國家週刊》：那麼，2008年的全球危機又給我們留下了怎麼樣的寶貴的經驗教訓呢？這對今後的全球經濟局勢産生了怎樣的深遠影響？

　　林毅夫：對於可吸取的經驗教訓，我個人有三點體會。一是金融體系在強調競爭、強調創新的同時，必須要有合理的金融監管。靠市場本身並不能解決我們擔心的道德風險的問題。

　　第二點認識是，當我們處理一些經濟問題的時候，不僅要解決當前的問題，而且也必須著眼于未來可能的影響，避免給未來的經濟埋下更大的隱患。

　　第三，要提高警惕，居安思危。在2008年之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可以説進入到一段有史以來經濟最好的時期。但是對金融、對房地産監管不力，造成了後來整個經濟的崩盤問題。所以我認為，任何國家、任何社會，在經濟發展好的時候，也必須居安思危，隨時提高警惕，對各種可能出現問題的徵兆給予關注，不能掉以輕心。

　　《財經國家週刊》：您剛才提到，全球經濟在2009年開始走上復蘇的道路，但與此同時，世行一直也在提醒這種復蘇的不穩固性和不確定性。您如何看待？在這種不穩固性和不確定性背後，折射了全球經濟格局中哪些深層次的問題和矛盾？

　　林毅夫：確實，目前全球經濟復蘇的基礎還不牢固，這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狀況不太一樣。發展中國家的增長率已經恢復到、甚至超過2008年以前的水平，去年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增長速度是7%，2011年估計會在6%，都是危機前的水平。

　　但是，發達國家的增長固然從2009年萎縮3.4%，恢復到2010年2.8%左右的正增長，但實際上它的問題還沒有完全消除。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源是金融體系，危機之後我覺得問題的根源是在實體經濟。

　　表面上看，銀行呆壞賬多，金融體系比較脆弱，主權債務危機等都體現在金融領域，但實際上，問題的根源是在於實體經濟部門産能利用率低，不僅包括房地産領域，也包括實體的製造業部門。産能利用率低的時候失業率必然高，由此導致消費的低迷；另一方面，在産能利用率低的時候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所以投資的需求也會受到抑制。

　　消費和投資都受到抑制的情況下，經濟增長必然下降，對房地産需求必然少。由於房地産投資和開發都依賴銀行貸款，所以房地産裏面的很多呆壞賬仍然在金融機構。政府在金融危機之後的救市不過是“救急”，問題的根本原因還是沒消化掉。

　　不僅如此，高失業率的狀況下，政府的社會支出很多；而經濟增長緩慢局面下，政府的財政稅收又少，因此政府的公共債務就會增加得很快，加上救市政策使得銀行債務轉變成國家債務，引發了主權債務危機。

　　綜上，我認為，現在除非産能過剩被消除了，否則不管是金融體系的問題，還是主權債務的問題，都很難解決。怎樣消除産能過剩？只能靠比較高的增長，不然這些問題解決不了。

　　困境突圍：全球投資新政

　　危機雖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長期積累的深層次問題無法得到解決，暫時的一系列政策不過成為“緩兵之計”。全球經濟的不平衡性問題必須予以正視。

　　然而，在救市措施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合作之後，復蘇道路卻讓各個國家“分道揚鑣”。發達國家繼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而發展中國家卻開始擔憂高企的通脹和熱錢問題。復蘇前景由此顯得撲朔迷離。

　　如何在全球經濟發展這個問題上“另辟蹊徑”？如何再次讓各國政府“同舟共濟”？全球經濟新的增長點將在哪？

　　林毅夫對這個問題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提出了以“超越凱恩斯主義”的新視角來“尋找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

　　而上述提問，不僅是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兩年來的思考焦點，也是目前各國政府和首腦積極探索的經濟問題。

　　《財經國家週刊》：前面我們談了全球經濟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相信各國政府都希望解決這些問題，但是我們同時也看到，在復蘇道路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僅步驟不一致，而且正走在不同的政策路徑上，矛盾愈發增多。您怎麼看？挑戰在哪些方面？

　　林毅夫：這裡面涉及到當前國際上面對解決金融危機的通行思路，主要有兩點，一是發展中國家增加消費，減少儲蓄，恢複國際的均衡；一是發達國家貨幣貶值，增加出口。

　　我認為這兩種思路都存在問題。首先，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增加消費，減少投資，並不解決發達國家過剩的産能部門，也就是資本品部門的增加出口、增加需求的問題。其次，如果發達國家只有一個，比如是美國，或者日本、歐洲，貨幣貶值確實可以增加出口，從而增加産能利用和就業，但問題在於所有發達國家都面臨同樣的問題，如果一個國家增加出口，其他國家就要減少出口，它是零和博弈，解決不了佔全球70%的發達國家的問題。

　　當前的經濟還有不少挑戰，發達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金融體系的問題，都需要解決，否則將給發展中國家和其他經濟造成衝擊；其次，發達國家為了貨幣貶值，通常增發貨幣，但國內又沒有好的投資機會，流動性就集中落到幾個經濟比較好的發展中國家，導致大量短期資本流入風險，一方面給這些國家的貨幣升值製造壓力，另一方面引起房地産、股市的泡沫，給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增加了困難。

　　再次，在這麼多流動性下，還有不少資金進入到大宗商品領域，糧食、石油等價格被炒高，加上需求增加、極端氣候下供給面的減少等因素，造成了國際糧食價格的上漲風險，影響了社會穩定。像突尼斯、埃及近期發生的問題，短期的原因就是高失業率跟物價。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挑戰，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由於復蘇處於不同的階段，因此在政策協調方面有很多困難，有可能從“同舟共濟”變成“以鄰為壑”，為了自己國內的增長，採取不利於其他國家增長的政策。

　　國際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和挑戰即在此，處理不好，就可能會帶來比較大的衝擊。

　　《財經國家週刊》：如您所説，您認為當前通行的解決危機的思路存在問題，那麼究竟我們該如何找到真正走出金融危機的道路？全球經濟的新出路和新增長點又在哪？

　　林毅夫：怎麼走出危機很關鍵，我覺得，是改變思路、找尋新的增長點的時候了。我的觀點是，必須尋找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才能根本解決問題。因為發達國家生産的主要是資本品，只有投資才會創造對資本品的需求，除非增加投資，要不然就不能夠解決消化過剩産能的問題。

　　在産能過剩經濟疲軟時，需要依靠積極財政刺激投資，啟動需求，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這裡的投資必須超越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的概念。傳統凱恩斯主義主張，當經濟蕭條、産能過剩、失業率高的時候，就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挖個洞、補個洞就是財政刺激。但是那樣的做法有問題，那樣做法生産率水平是不會提高的，現在政府花錢短期創造了就業，但是未來政府總是必須以增加稅收，或者用通貨膨脹的方式來償還現在的支出。

　　如果生産率水平不提高，就會出現一種在經濟學裏稱為“李嘉圖等價”的情況：老百姓想到未來增加稅收，為了保證未來消費不受影響，即使現在有了就業也必須增加儲蓄。導致的結果是總需求增加不多，過剩産能還是過剩，公共的負債積累卻在增加。

　　所謂“超越傳統的凱恩斯主義”，就是必須用能夠提高生産率、消除增長瓶頸的投資作為公共財政刺激的主要對象。如果能夠提高生産率，效果是短期因為政府的支出創造了就業、創造了投資需求；長期生産率水平提高了，經濟增長率加快了，政府的財政稅收就會增加，補償原來的赤字。那麼既解決了當前的問題，實際上也給未來的發展鋪下更好的基礎。

　　《財經國家週刊》：您提出的新思路很有啟發性。是否能詳細談談這條新思路的産生過程？

　　林毅夫：我在2008年危機爆發之初就提出了以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應付危機的反週期政策措施的思路，2009年初在華盛頓的一個著名智庫做了“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公開演講，並於5月份在哈佛大學出版的《環球政策評論》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這個新思路是總結東亞金融危機之後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經驗而來。

　　中國在東亞金融危機以後，需求一下子下滑，當時的積極財政政策主要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像高速公路、港口、機場等等。我們的高速公路在1997年的時候只有4700公里，到2002年的時候增加到25100公里，並維持了8%的經濟增長。

　　在那段時間確實政府的公共財政赤字是增加的，可是2003年以後，到2008年這6年，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都是兩位數字。政府的財政稅收大幅增加，所以到2008年發生全球危機的時候，財政赤字又降低到20%多。那麼如何證明，當時的投資確實是提高生産率而且消除增長瓶頸的？

　　首先在2003年以後，我們的增長率潛力水平提高了，從2003年到2008年平均年增長速度是10.8%，比1979年到2002年均增長速度增加了1.2個百分點。

　　其次，瓶頸被消除也可以證明。在1998年以前，只要經濟增長速度是兩位數，通貨膨脹率也會是兩位數。但是從2003年到2008年持續6年的兩位數增長，通貨膨脹率水平卻在5%以下，經濟增長的瓶頸被消除了。

　　所以我覺得要走出全球的這場金融危機、解決深層次問題，國際的政策思路必須轉變成全球怎麼樣增加投資，這裡的投資是指能夠提高生産率水平、消除增長瓶頸的有效投資。

　　這種投資短期會創造就業，增加對資本品的需求，能讓發達國家的製造業部門産能利用率提高，就業增加；如果産能利用率提高，就業增加，經濟增長率的水平提高，收入增加，那麼大家對未來的預期好，對房地産的需求就會增加，因而能夠減少金融機構呆壞賬，而且政府需要的失業救濟就少了，並且政府的財政稅收就增加了，主權債務危機也基本消除了。

　　《財經國家週刊》：您怎麼看待，您提出的全球增加投資的新政在各國政府推廣的空間？如何展開國際合作？您有怎樣的一些設想？

　　林毅夫：我覺得有空間和機會。雖然發達國家基礎設施總體水平比較高，但已經老化了，美國的高速公路是50年代建的，鐵路建設則更早，需要改善。 更多的機會可能在發展中國家，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多增加一些消除增長瓶頸的這種基礎設施的建設，就會增加對資本的需求，使得發達國家增加出口，增加就業，提高增長率。發展中國家短期也會增加就業，更重要的是長期增長率水平會提高。

　　這個概念現在已經逐漸被認識到。首爾召開的20國峰會上提出的首爾發展共識，就把基礎設施的建設作為發展共識的第一項。

　　但是目前來講，主要的問題就是還沒有資金到位。

　　我覺得對一些發達國家來講，資金不是主要問題，他們的貨幣是硬通貨，可以靠增發貨幣來搞建設，發展中國家裏面，中國情況比較好，財政狀況也好，又有外匯儲備，而另一些國家，像印度，財政狀況並不是很好，但大家對其發展預期好，所以外部資金好一點。問題是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財政上並不那麼寬裕，而且搞這些重大的基礎設施投入，還必須有外匯，要從發達國家進口資本品，受到外匯的限制。

　　因此，現在關鍵的一點在於，如何産生一個好的機制，使得資金配置到好的項目上去。我們應在國際層面倡導以投資啟動經濟的全球共識。

　　舉個例子，二戰以後美國並沒有陷入戰後的蕭條，最主要原因是“馬歇爾計劃”，用1500億美元來支持歐洲的戰後重建，那些重建幫助美國避免了戰後蕭條，而且也為歐洲國家戰後快速復蘇打下基礎，我覺得我們現在需要的就是這樣的計劃。

　　比如，中國可以做一些事，一方面可以在20國集團提出對策方案，利用這個機會來推動全球共同增長的共識，倡議成立全球復蘇基金，而且我們也有這個資金，外匯儲備相當大的一部分可以用來支持多邊的合作，進行像“馬歇爾計劃”那樣的復蘇計劃。

　　按照世行的研究，發展中國家每年需要基礎設施的投入大概是9000億美元，發展中國家自己能有大約一半，還有4500億美元的缺口。如果説能夠連續幾年比較大規模的這方面的投入，我想有利於給復蘇打下一個牢靠的基礎，也有利於提高發展中國家未來增長的潛力。

　　當然前提必須有全球“同舟共濟”的精神，這是一個挑戰。我覺得認識是已經往這個方向趨近了，無非是要有人倡導，有人協調，這對各個國家都有利，而且資金的來源除了像中國外匯儲備比較多的國家可以積極參與，其實民間有不少資金也可以參與，比如發達國家的退休養老基金。

　　中國：繼續有效投資

　　《財經國家週刊》：聽了您的設想，其實是給中國指明了一種非常廣闊的、在國際舞臺上發揮作用的角色。不過，中國一直是一個投資驅動型的經濟體，還應該繼續以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嗎？

　　林毅夫：我認為投資拉動可以持續，理由是我們的産業水平比較低，産業結構跟發達國家有相當大的差距。製造業基本上還都是勞動力比較密集的。所以産業升級的空間很大。

　　要想産業升級，當然要搞投資。無非是不能再投資過去的那些産能過剩的産品，而應該投資到確實提高生産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創造更多經濟增長點的投資。

　　對於增加消費這一部分，我覺得必須要改善收入分配。為什麼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平均？一個是金融體系主要是以大銀行為主，它們為大企業和富人服務，農民和中小企業不管是在製造業還是服務業，基本上得不到金融支持。這些農戶和中小企業都是勞動力相對密集的，他們的發展相對緩慢，工資增長就受到抑制，財富向能得到金融服務的大企業和富人階層集中，惡化了收入分配也就抑制了消費，造成投資比重偏大，消費偏小的局面。

　　我們應多發展一些能夠給中小企業、給農民提供融資服務的中小型地方銀行、金融機構，以改善金融結構、收入分配。

　　所以，不能説投資拉動是不對的，應該説收入分配不公是不對的。作為發展中國家，不投資怎麼産業升級？不投資怎麼改善基礎設施？除了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環境、教育、健康等領域都屬於有效的投資。

　　《財經國家週刊》：轉眼間您到世行就任已有兩年多。作為第一張中國面孔的首席經濟學家，您有怎樣的體會？過去到現在，世行看待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世界，有沒有新的變化？

　　林毅夫：世行對中國經驗還是非常重視的。

　　過去，經濟學的理論大多是由發達國家的學者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提出。理論提出來以後，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到發達國家去學習，拿回國內應用。國際機構也基本上是根據發達國家的這些理論來制定政策建議。

　　但我們普遍看到的是，二戰以後，根據發達國家理論制定政策的國家，經濟普遍沒發展好；經濟發展好的，大部分都不是根據發達國家當時的理論。這從日本、亞洲四小龍的發展，到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轉型，這些國家經濟政策都不是根據主流理論制定的。

　　同樣的情形，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原來主流理論是金融自由化，越自由化越好；很明顯金融越自由化的國家受的衝擊越大，發展比較好的國家，通常對金融有不少的管制。

　　對這個問題現在世行率先進行反思，行長佐利克在去年9月的公開演講中，談到未來的經濟理論發展的方向，這是世行成立66年來行長首次就發展理論的研究方向做了一個公開的、全面的闡述。

　　他強調，必須從發展中國家的成功跟失敗的經驗當中去提出新的理論、新的思考。過去的理論主要是“從北到南”，現在應該強調理論“從南到南、從南到北、從北到南”：由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提出的理論，可以給其他發展中國家作為參考，也可以作為解決發達國家問題的參考。

　　前面提的超越凱恩斯主義就是一個例子。理論可以由北到南，可以由南到南，也可以由南到北，這是一個在認識上很好的變化。

　　《財經國家週刊》：從主要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專家，到世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全球視角，您對於發展經濟學這門學科的理解，有什麼新的變化和心得體會？

　　林毅夫：我于去年10月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編的《經濟學季刊》上發了一篇反思發展經濟學理論框架的文章——《新結構經濟學》。總體來講的話，這裡面提出幾個觀點，第一個就是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的經濟結構是不一樣的。經濟結構裏麵包括産業結構，還有金融、貿易、勞動力市場的結構。

　　第二點，經濟發展過程是一個結構不斷變動的過程，在不同階段結構特性是不一樣的，因此政策特性也不一樣。適合發達國家的政策，跟適合於發展中國家的政策是不一樣的，必鬚根據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的特性、生産活動的特性等等來提出政策框架。

　　第三點是政府跟市場之間的協同關係。市場競爭創造比較好的激勵機制，但在結構變遷中有很多協調問題必須政府來做。因此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市場和政府的作用並重。由於過去提出的大部分的經濟理論是根據發達國家經驗，他們的結構相對成熟、穩定，政府的作用就不那麼凸顯，所以，理論上強調市場，忽視了政府的作用。

　　新結構經濟學就提出這樣比較全面的框架，可以用來了解發達國家現有的理論的作用是什麼，然後指明它對於解決發展中國家在發展跟轉型上面的不足，以建立新的發展經濟學的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