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稅改爭議三大重點 變從量為從價成業界共識

　　備受關注的資源稅改革的時間表已經敲定。

　　近日，財政部部長謝旭人表示，資源稅改革將在“十二五”期間全面鋪開。

　　“儘管謝部長並沒有進一步披露此次改革的內容，但根據財政部在2010年的工作要點來看，所謂全面改革，可能主要涉及到三方面的內容：改變徵收方式，提高稅率和拓展稅目範圍。” 一位接近財政部的專家對本報透露。

　　據他表示，目前，比較確定的是徵收方式的改變，至於新稅率的確定和新稅目的擴大，由於在技術上牽涉範圍甚廣，目前還未確定。

　　改革時機

　　“資源稅改革的影響和意義，要遠遠大於環境稅改革。”

　　儘管資源稅改革醞釀多年，已如“在弦之箭”，但不少業內人士還是對這項改革在“十二五”期間能否推行表示疑慮。

　　本報記者了解到，關於資源稅改革的提議從2004年起步，但六年下來，反對者都以時機不當為由，反對全面改革，導致改革計劃未能全面展開。

　　“這種時機論我認為不成立，”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對記者強調，“最重要的是要平衡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

　　他指出，這種時機論很有市場，“比如現在熱議的環境稅改革，和資源稅改革一樣。不少反對者就以現在正值通脹為由，反對推行環境稅。但是問題在於，如果真是考慮對價格的影響，那麼為什麼之前沒有通脹的時候，不推行改革呢？”

　　“資源稅改革的影響和意義，要遠遠大於環境稅改革。資源稅改革體現的是前端治理的思路，而環境稅反映的是末端治理的理念。”一位長期關注資源稅的環保專家對記者分析，“如果在前端提高資源的價格，可以迫使企業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這樣既能節約污染物控制的成本，也可以從源頭解決污染物協同控制的難題。”

　　改革重點

　　由“從量計徵”變為“從價計徵”，已基本成為業界共識。

　　現行的資源稅徵收依據，主要體現在1993 年年底國務院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該條例確定了原油、天然氣、煤炭、其他非金屬礦原礦、黑色金屬礦原礦、有色金屬礦原礦和鹽七種資源産品的徵稅範圍，提出了按照資源産品的銷售量徵稅，併為每一個課稅礦區規定了差別化的適用稅率。

　　但這一規定存在稅目範圍過窄、徵收方式不科學、稅負較低、稅款歸屬不合理等諸多問題，因此改革呼籲持續不斷。

　　其間，也有一些局部的改革。如2004年和2005年先後對5省區和12省市區煤炭資源稅單位稅額進行了調整，並在2006年開徵了石油特別收益金；2010年6月1日起，又啟動了新疆原油、天然氣資源稅改革。

　　“但這些改革只是局部改革，未能觸動資源稅改革的整體問題。因此，進一步改革非常必要。”林伯強對本報表示。

　　在整體改革上，首先是改革徵收方式，由“從量計徵”變為“從價計徵”，已基本成為業界共識。這種改變，主要是基於某些資源産品如石油價格不斷翻番，而資源稅按照“從量計徵”的方式，無法體現出資源的稀缺性和資源市場價格的變化。

　　不過，也有人對這種變革存有異議，認為變革方向應為上述兩種徵收方式的結合。“這要看這種資源産品的價格是不是比較穩定的，如果比較穩定的話，確定合適的稅率，按照從量計徵的方式也並無不當。” 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稅收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員許文對本報分析。

　　第二個改革重點是稅目。學者認為，一次性將所有自然資源納入資源稅徵稅範圍，改革的力度過大，實際操作複雜。“土地、水和森林資源的稀缺性已經得到社會公認，而且各國有成熟通例可以借鑒，因此將他們納入資源稅徵收範圍既必要也可行。”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鄧海峰對記者説。

　　但許文認為上述觀點過於理想。據其透露，在近期改革中，新增上述稅目的難度很大，稅目增加會十分有限，具體增加哪些稅目尚未確定。

　　和稅目相比，提高稅率的改革難度會更大。難度一方面源於技術層面，提高稅率，多高才算合適？不僅有該稅率與該稅目下的其他稅費之間的平衡問題，還要綜合考慮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難度的另一方面來自某些能源産品價格的非市場化。現在流傳的方案，是要將資源稅的徵收比例提高到煤炭銷售價格的10%，而現有的徵收方案，其稅負比例僅為價格的1%左右。

　　“這讓煤炭企業壓力很大，煤炭企業增加的這部分成本，在現有的市場煤計劃電價的體制下，無法轉嫁。”一位煤炭行業的從業人員如此分析來自企業的阻力。

　　在稅率確定原則上，鄧海峰建議，適當提高稅率標準，宜採取浮動稅率，“由中央確定某個資源品種的稅率範圍，由地方政府在該範圍內確定具體的徵收標準。”

　　此外，資源稅歸屬也亟待改革。“現行資源稅，根據分稅制的規定，名義上是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稅，但實際上除了海洋石油資源稅作為中央收入，其它資源稅作為地方收入。”許文介紹。

　　鄧海峰認為，這不利於中央對地方資源開發的宏觀調控，應改為共享稅，確定分成比例時以地方優先為原則。

　　他還建議，對承擔著環境污染造成的重大損失，以及治理環境污染需要大量投資的資源輸出地，在提高資源稅比例的同時，應以生態補償制度予以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