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海外種田：50萬浙商再造一個浙江農業

浙江人正在進行一場“圈地”運動。

　　本報記者從浙江省商務廳、農業廳等部門獲悉，截至今年6月，已有50萬浙商在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從事農、林、牧、漁等産業，承包土地面積300余萬畝；跨省承包5000萬畝土地務農開發，面積已超本省耕地，相當於再造一個浙江農業。

　　“進口農産品，就是進口土地和空氣。”浙商資本投資促進會秘書長蔡驊向本報記者指出，浙商在土地、環境、勞動力等資源日益緊缺的今天，通過“資本輸出”，用“全球化”來突破生産資料配置的時空格局。

　　老朱的巴西農場

　　20萬畝土地，這是朱張金在巴西南大河洲擁有的農場。

　　“我已經投進3000多萬美元，養了3700多頭牛，還有大片的良田。”海寧市斜橋鎮華豐村黨支部書記朱張金對記者説，從2007年至今，他的巴西農場裏播小麥還是種大豆，是多養牛還是多種稻，都需要他親自決策。

　　老朱説，巴西是個資源大國，領土面積8.547億公頃，其中可耕農地1.525億公頃，是中國的三倍。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陽光、優質的水源，搞農業的先天條件比中國一些地方好得多。

　　巴西農業人口少，1.86億總人口中僅有11%從事農業，已開墾的只有6200萬公頃。當地農産品價格不菲，許多農産品依賴進口，政府鼓勵外資從事土地開發。

　　乘飛機到巴西要40個小時，而到東北只要3個小時。朱張金説，到巴西種大豆成本比東北便宜，東北1公頃土地的大豆産量只有巴西的2/3；巴西氣候條件也比東北好，東北適合大豆播種的時間每年只有7~10天，巴西是70天，機器設備的使用效率也更划算。

　　在運費方面，巴西大豆到中國要50美元/噸，與東北大豆南下浙江的費用基本持平。

　　而且，我國對國內企業出國建立海外大豆及糧食基地有優惠政策，東北則沒有多少農地適合連片承包經營了。

　　朱張金表示，他在巴西生産糧食主要是運往國內，中國缺什麼他就種什麼。而牛肉及皮革則進入國際市場。

　　“我認為巴西農場項目投資時機成熟，可成為村民增收的有效途徑之一。”2009年2月，他在華豐村設立糧油種植合作社，全村1008戶共有728戶出資554萬元入股，由合作社參與巴西農莊的運營。如今，村民們已能拿回本金，並開始按年度分紅。

　　到巴西種大豆是華豐村的上上選擇。這個村只有3000畝左右的耕地，人均年收入1.2萬元，計劃今年底人均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

　　朱張金説，在巴西買一畝永久所有權的土地只要花費人民幣1000元左右，國際四大糧商都在巴西買地，要與四大糧商比拼，首先就得在買地上競爭。中國也有企業想買，但實際行動的只有華豐村。

　　現在，朱張金又與黑龍江省農墾總局合作，計劃三年內在巴西土地種植面積達到30萬畝，爭取五年以後達到150萬畝。

　　朱張金的遠期計劃還包括，轉移100戶村民去巴西，輸出技術、理念和管理模式；在國內投資加工企業，建起一條農産品産業鏈。

　　全球的浙農們

　　無孔不入的溫州人，當然也沒缺席農産品盛宴。

　　早在1991年，溫州人葉康松就註冊“美國康龍農業開發有限公司”，初期主營淡水養殖和香菇培育。在銷售溫州打火機等産品獲利後，葉氏代理西洋參在華業務迅速做大。最近，他和中農墾集團合作在美國威斯康辛州開發農場，計劃引種江南水生農作物茭白。

　　2006年，青田人王加建到阿塞拜疆旅遊用餐時發現，在這裡點一盤蔬菜沙拉最便宜的也要8歐元，即使向服務生要一個西紅柿也要加收折合人民幣約5元的費用。於是，他在該國Blada城找到一塊50余畝的土地，投資300萬元種菜。

　　王加建説，僅在Blada城就有四五個浙江人經營的菜場，浙籍菜農約有100人。而保守估計，整個溫州地區境外做“農場主”的超過800人。以平均每個農莊雇傭15人進行日常管理，溫州籍的境外菜農將達1.2萬人。

　　與此同時，更多的溫州資本則看中了森林、草場等資源。

　　2004年，溫州人盧偉光投資一億元購買150萬畝擁有永久砍伐權的巴西森林——實際上，包括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所有動植物都已被他買下。按照巴西的法律，這位地板商每砍伐一棵樹，都必須栽種一棵新的樹苗。

　　2005年，盧偉光又斥資8000萬元，購買俄羅斯海參崴60畝林地。他説，1998年之後，國內嚴禁對自然林進行砍伐，而在地板出口享受退稅政策、木材進口關稅為零的背景下，誰掌控了森林資源，誰就在整個木地板産業鏈中掌握了先機。

　　2007年，溫州德嘉木業有限公司取得剛果(布)63.6萬公頃的林地開發權，木材蘊藏量2000多萬立方米。目前，溫州廣壽、浙江新洲等十多家民企也在俄羅斯、澳大利亞等國投資森林採伐、漁業捕撈加工項目。

　　“在澳大利亞，幾百元人民幣就能買一畝地，獲得的是所有權、永久使用權，非常值得來投資。”瑞安市農業龍頭企業協會顧問吳植松説，澳大利亞農業很先進，而當地不少農場主厭倦了農村生活，有賣出農場的意向，有一定設施的農地也僅標價不到1000元/畝。

　　最近，瑞安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盛志榮帶隊，農業、外經貿、僑聯等部門組團赴澳大利亞進行了為期一週的實地考察，許多民企都有濃厚的投資意向。

　　浙江政府：對海外浙農建立數據庫

　　浙商海外“圈地”風潮來勢洶洶。

　　去年，華立集團在柬埔寨購買近百公頃土地種植木薯，將全部提供給中石油燃料乙醇項目，預計年銷售規模70億元以上。為此，該集團計劃再買進20萬公頃，控制40萬公頃。

　　紹興農民邢執中則前往馬來西亞沙巴州，獲得11.6萬畝荒棄農田99年的使用權。如今，其水稻年産量六萬餘噸，總收入超過3000萬元人民幣。

　　本報記者從浙江省商務廳獲悉，1-8月，僅杭州市的農業類對外總投資就達4333.79億美元，中方協議出資3461.29億美元。截至目前，經核準出境的浙籍農業企業（組織）90余家，對外投資本金1.76億美元。

　　浙江省農業廳副廳長朱志泉表示，現在美國、日本、韓國、烏拉圭等地都有浙江農産品基地，僅浙江瓜農在國外的種植面積就超過萬畝，而在海外種田的浙商已達50萬人。

　　來自浙江農業廳的一份報告説，浙江人均耕地只有0.53畝，人均糧地只有0.34畝，“外拓農業”既緩解了浙江土地資源緊缺的難題，也有利於破除技術貿易壁壘，提升民企和浙商參加國際市場競爭的能力。

　　浙江省委黨校軟科學研究所博士袁涌波認為，浙江企業“走出去”實現資本的境外擴張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當人均GDP在2000美元左右時，流出的資本量會出現“井噴”式上升。而在人均2600~5600美元之間，將會出現資本凈流出的現象，即大規模的資本輸出。

　　整體上，浙江已經進入工業化中後期階段，按照當年平均匯率計算，浙江在2008年的人均GDP達到了6000美元左右，目前已經進入了大規模資本流出的時期。

　　浙商資本投資促進會蔡驊則提醒，海外投資農業具有政治、政策、價格、匯率等不確定因素。例如，澳大利亞2008年放寬了對居住用房地産的外資限制，使來自海外的房地産投資大幅度增加。

　　與政治風險關聯的就是政策風險，土地轉讓、承包、農場經營等條件、稅費的改變，都可能給前往海外投資農業的人帶來影響。

　　浙江省農業廳外經辦副主任熊建章告訴記者，目前政府部門正對海外浙農建立信息庫，“國外有哪些稅收政策，投資有什麼優惠政策，我們將及時為他們提供信息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