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問責風暴能治地方官政績焦慮症？

　　8月19日，繼公佈1457宗閒置土地名單後，國土部最新披露的閒置土地名單增至2815宗，數量翻了一番，時間點延續到了今年5月底。國土部同時通報了7宗違法違規案件，掛牌督辦案件從5月的4宗增至6宗，不減反增。對於即將到來的土地問責，國土部部長徐紹史一度坦言“壓力極大”。此前不久，國土部公佈的問責時間是：7月督察、8月約談、9月問責。（2010年8月26日人民網轉自《廣州日報》）

　　保護土地、保護耕地、保護資源，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長遠之計，是普惠民生、化解民怨的當務之急。國務院的土地紅線一劃再劃，嚴禁非法佔用土地的利劍一亮再亮，但是一些地方土地違法、非法拆遷等現象仍時有發生，由此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也有增無減。特別是在各類房地産違法違規用地中，閒置土地成為房地産用地違法違規的主要問題。政府原因造成的閒置用地中，拆遷難、更改規劃，大約各佔一半。為此，國土部與國家土地總督察，聯合向地方政府發電報，督促地方政府加大處置力度。“由政府原因造成的閒置，要儘快改變開工條件，促進開工。”由此而展開的一場大規模的土地問責風暴也將在全國範圍那颳起。對於問責，國土部官員要求做到兩點：“首先讓問題浮出水面，其次是責任到人，要問得合理，讓地方心服口服。”

　　土地違法，土地閒置，土地用途變更等，説到底，幕後推手還是地方政府、黨政要員。在一切向錢看、唯GDP論等錯誤政績觀的支配下，一些地方官員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有的地方強推“全民招商”，亂徵地、強徵地，在高壓政策下，既引進了一些好的項目，也引進了“假大空”項目，並由此導致了土地、人力、物力等資源的大量浪費；有的地方強行“全城搬遷”，亂開發、強拆遷，人氣沒聚攏多少，卻拋下了大量爛尾樓、空殼宇，造成了極大的土地浪費和資金浪費；還有的地方舉辦節慶過多過濫，也不排除與有些地方官員的功利心態有關。“有些地方官員想以此撈取政治資本，為仕途升遷鋪路。”凡此種種，無不折射出地方官“政績焦慮症”，或者説，想要政績想瘋了。官員當然需要政績，但是很多官員創造的所謂政績是做樣子給人看的，並不是真心為事業、為人民而努力工作。於是，就會産生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績工程，結果花了納稅人的錢，沒有長期規劃，沒有科學決策，急功近利，甚至還産生腐敗。

　　無可辯駁，“政績焦慮症”是一種不良的思想意識，或官本位思想作怪，或形式主義作祟，或迫於上級不合理的考核壓力，其最終結果只能成為實踐科學發展觀的絆腳石。政績固然重要，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作為官員應有的境界。但是，如果把政績作為一種賭注，脫離客觀實際盲目上項目，那麼是否真正意義上的發展就難説，老百姓是否能夠真正獲益更是未知數。一些地方出現“假大空”項目，且導致了土地、人力、物力等資源的大量浪費現象，正是一種警示。因此，加強對土地的監管、加大對土地違法的問責，是倒逼官員樹立和落實正確政績觀和科學發展觀的現實需要。

　　按照國土部對9月土地問責規定，即對所轄區域違法佔用耕地面積佔新增建設用地佔用耕地總面積的比例達到15%以上，或雖未達到15%的“警戒線”，但後果嚴重的將被問責，包括記大過、降級或撤職等。正是有了這個15%警戒線，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做文章，有的積極出臺更嚴厲政策自救，有的則用隱瞞不報等辦法意欲逃責。地方政府官員的這種“亡羊補牢”式的自救，已經“欲蓋彌彰”式的逃避，讓我們領略到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可怕，同時，也體會到了國土部官員的“壓力極大”的沉重。

　　應該説，近年來，環保風暴、審計風暴等各種問責風暴實施過不少，也確實起到了警鐘、警示、警醒的作用，但是，一些官員在風暴過後，違紀違規違法行為又會捲土重來，甚至還變本加厲、愈演愈烈。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我們的某些問責風暴，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的“雷聲大雨點小”或“只颳風不下雨”或“幹打雷不下雨”等走過場現象，一些違紀違規違法犯罪分子，沒有得到及時的問責和嚴厲的制裁，相反還給了其喘息的空當、休養的機會。治亂需用重典。問責必須又問又責、有問又責，唯有如此才能起到殺一儆百的威懾作用。我們真心希望國土部的這次土地問責風暴能夠真的做到“要動真格的了”，“即使調走了，但如果這個土地違法違規發生在任期內，也要追究責任”，從而促使領導幹部避免到時候拍拍屁股走人的的思想，留下爛攤子被群眾指著脊梁骨罵。我們更期待土地問責風暴過後，能夠雨過天晴，還一個乾淨潔凈純凈的發展空間給我們的子孫後代。（倪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