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證券市場20年回望與思辨之五:20年後話創新

　　20年創新之路，既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漸進革命，也是一次意味深長的新舊交鋒。

　　1990年，中國資本市場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體制的關鍵轉軌時代蹣跚起步。在此十年以前，鄧小平在南海邊畫下了開啟改革開放的四個圈，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從宏觀經濟體制到微觀經濟基礎，從經濟領域到政治文化領域，歷史長卷漸次展開。資本市場的出現，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歷史必然，與生俱來就被賦予了創新的使命。它是中國這顆“老樹”發的“新芽”，用理念、體制、工具的艱難生長來為龐大的母體探路，它在新舊交替中壯大，充滿荊棘曲折，也充滿歡欣鼓舞。

　　它的每一次陣痛和求索，都蘊含著中國對現代化的渴求，它的每一次變革和飛躍，都帶來了社會經濟的深遠發展。創新，是中國資本市場的永恒基因。

　　理念創新，突破“姓社姓資”藩籬

　　很長一段時間，計劃經濟桎梏著人的思維，證券市場從其萌動起,就裹挾著“姓社姓資”的爭論，每一步創新都承受了無形的壓力。

　　1990年秋，正當上海、深圳緊鑼密鼓地籌建證券交易所的時候，一封發自深圳、沒有署名的群眾來信，由中央有關領導批轉，悄悄在高層傳閱。信中認為，股票市場是資本主義的東西，關得越早越好，早關早主動，再發展下去要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不知道要有多少人跳樓了。

　　證券市場究竟是否應該繼續試點？當年11月，中央領導找到了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劉鴻儒。劉鴻儒的態度是：“股票這個東西誰也沒有搞過，的確風險很大……可是你要允許我們搞實驗。”

　　為消除交易所籌備同志的疑慮, 當時擔任上海市市長的朱鎔基向他們擔保，“出了問題，我和劉鴻儒站在第一線”。

　　資本市場的每一個進步都是嶄新的，每一個理念都在挑戰過往，每一個創新也必須謹慎而巧妙。要突破“姓社姓資”的藩籬，還得想出不少中國特色的“點子”，上海證券交易所最初的英文翻譯是“securities”而不是“stock”，其中的智慧不言而喻。

　　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説到股市的時候提到“要堅決地試，搞不好可以關掉”之後，政治上的爭論暫時平息。中國股市也從此成為各種創新的“試驗田”。

　　股票下單要不要用口？中國證券市場的回答是，不用，完全不用。

　　“我們建國四十年了，怎麼可以重復老古董呢？”尉文淵，上海證券交易所的首任總經理，靠著他的固執和“瞎矇”，1990年誤打誤撞地建立起了電子化的證券市場，一舉將上證所定格在了世界技術的前沿。

　　股票交易要不要用紙？中國證券市場的回答是，不用，完全不用。後來國際市場給這一做法定了個名字，叫“無紙化”。而在英國等老牌市場，當時無法過渡到這一階段，仍有專門的股票存管公司每天搬運著大堆的股票。

　　股票交易能否用外幣？中國證券市場的回答是可以，於是有了B股的橫空出世。

　　股票能否放開價格，能否T+0，回答是可以，於是一股洶湧浪潮撲面而來。

　　股票能否透支交易，金融衍生品能否出場，創新能否更快，還不等證券人多加思索，理念的閃光開始帶來了陣痛和困惑。直至327國債事件爆發，中國資本市場早期的創新戛然而止。

　　激情過後，中國證券市場的改革也進入了涉及體制的“深水區”。

　　體制創新，造就現代公民意識

　　股市的“存活”問題解決了，新興市場不可逾越階段的問題也暴露了出來，大戶操縱、內幕交易、募股金挪用、監管力度不夠等等，各種“煩惱”逐漸浮現，創新也逐漸成為了新舊體制的交鋒碰撞。

　　資本市場最核心的制度之一——信息披露制度，就是伴隨著泄密的指責來到中國的。

　　1991年4月，上海證券交易所第一次組織年報披露，發現非常困難。不僅因為當時的企業會計制度無法反映投資人的權益，上市公司對披露財務信息還持抵觸的態度，甚至當時的統計部門找上門來，説“你們不能夠隨便發佈企業信息，按照統計法規定這屬於泄密”。

　　雖然都被冠上“泄密”的誤解，但是跟一切成功的制度創新一樣，市場的需求和投資者的熱情融化了一些障礙，也正是投資者的熱切回應，讓看似離經叛道的創新登堂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