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吸引力下滑 英國面臨“被空心化”危險？

　　10月25日，英國工業聯合會（CBI）舉行年會。作為英國最大的商業遊説組織，CBI帶給英國政府的可不是什麼好消息。CBI與德勤的一項最新聯合調查顯示，在吸引投資的四個關鍵要素上——監管環境、企業營業稅、個人所得稅以及規劃和基礎設施——英國的表現“越來越差”。

　　CBI警告，要想未來的增長得到保證，英國必須針對投資者的關切調整和改善其政策。

　　CBI總幹事蘭伯特(Richard Lambert)在22日于CBI總部召開的媒體吹風會上對記者説，在吸引外資（FDI）上，英國正面臨來自美國和中國等的競爭，如果此時英國能設置正確的政策，不單能保住吸引外來投資的地位，還有望從國外吸引更多投資；否則，就會被其它國際競爭對手搶佔先機。

　　“被空心化”的威脅

　　CBI與德勤剛剛委託調查公司Ipsos Mori訪問了121位商界領袖，涵蓋金融時報100指數公司和富時250指數公司，以及其它在英國經營的大型海外公司。

　　調查顯示，在歐洲，英國仍是最具吸引力的外來投資目的地，與巴西和除中、印外的其它亞洲國家對外資吸引力持平。

　　不過，英國與美國的投資吸引力相比要落後28%，比中國和印度也分別落後25%和22%。

　　與此同時，英國正面臨從FDI首選地降到次要位置的威脅。接近五分之一的受訪者説，預計未來五年會將總部搬離英國。

　　6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相信聯合政府在改善企業的整體生存氛圍方面“似乎已經有了良好開端”。

　　CBI指出，英國在良好的勞資關係、工人的靈活性以及那些已經在此運營數十年的公司所享有的歷史遺産等方面仍保持著競爭優勢；但在個人所得稅、有技能員工的可獲性、調控、規劃管制、匯率風險、基礎設施和生活質量方面的排名在過去十年裏已經嚴重下降。

　　英國將公司稅從28%逐年減到24%，受到企業歡迎，但這一舉措的好處又被個人所得稅稅率最高徵收額度從40%上調至50%而部分抵消。談到英國對外國人才的吸引力，一位企業高層直白地説，“沒人願意在這裡工作——每個人都想去拉美、美國或亞洲工作。”

　　蘭伯特説，如果英國不採取行動，投資者就可能會棄英國而去。調查得出的一項令人驚訝的結論是：在那些傳統上被認為是英國優勢産業的領域，諸如設計、營銷、品牌發展和服務提供上，這種趨勢尤為顯著。

　　儘管英國政府希望重振製造業，但受訪的製造商卻説，他們不太可能在這裡投資。

　　“英國企業界有巨大的適應能力，”德勤總裁和高級合夥人康納利（John Connolly）説，“即使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企業界在關注成本控制戰略的同時，也在尋找增長機會。這些機會也可能在英國以外地區。政府要發揮作用，確保這些機會多留在英國。”

　　緊縮政策“生死豪賭”

　　重要的是，一旦私營領域未能有效增長，英國顯然將面臨更大麻煩。

　　上週三，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公佈政府赤字削減計劃，未來四年裏將節支810億英鎊，各政府部門平均削減預算19%，約50萬公營部門僱員將失業。

　　不過，安永更悲觀些，估計會有70萬-100萬政府僱員被裁。上週六，卡梅倫發表安撫性講話，稱將著力促進經濟增長並創造新就業機會。

　　“如果要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和促進經濟增長，政府現在必須把重點放在如何吸引更多的投資到英國來。” CBI總幹事蘭伯特對記者説。

　　英國就業人口中，受雇于公營機構與受雇于私營機構的比例約為1：4。在金融危機前的十年裏，英國私營機構平均每年共創造20多萬個就業機會。以此來看，僅靠私營企業，幾無可能在短時期內消化從公營機構涌出的失業大軍。

　　在美國仍未推出緊縮計劃，德法政府小幅緊縮就引發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同時，英國推出的大幅緊縮計劃可謂勇敢，但英國能否借此避免更大蕭條並重振經濟，前景還難以預料，政評家稱之為一場“豪賭”。

　　好在英鎊大幅貶值對出口訂單終於開始有了積極影響。英國央行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上周説，出口貿易帶來的新就業機會將超過50萬。

　　蘭伯特認為，政府可以給企業在信貸和出口擔保方面提供更多幫助，並應鼓勵那些創新産業裏充滿活力的成長型中小企業。讓他擔憂的是，調查顯示，即使那些現金充沛的小型和中小型企業，也更傾向於先還清銀行債務，而非甘冒新的投資風險。

　　寄望借出口走出衰退泥沼的英國顯然也不喜歡貿易戰的硝煙。蘭伯特指出，G20機制不要一味沉溺于討論匯率摩擦，而應致力於避免“貿易戰”。

　　CBI首席經濟顧問Ian McCafferty則向本報表示，關於匯率和資本管制的問題，很明確是世界經濟仍然存在著發展不平衡而帶來的廣泛問題的一部分。他指出，目前的匯率摩擦，依賴各國各自通過內部的單獨行動，只會更多地破壞匯率體系。

　　蘭伯特則表示，中美之間在匯率上的爭執，較好的解決方式是提交G20峰會進行討論。

　　“那種期望一夜之間新興市場能夠減少資本管制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可行的途徑是達成國際間協議，共同採取行動來消除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使得對資金的控制得到減少，從而建立起長期、適當的貨幣價值。”McCafferty對本報説。（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