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談我國GDP世界第二：統計方法存在失真

    新聞由頭

    隨著日本近日公佈上半年和二季度國內生産總值(GDP)數據，中國GDP總量是否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再度成為議論焦點。

    8月16日，日本內閣府公佈的數據顯示，日本第二季度國內生産總值(GDP)為1.288萬億美元，同期中國GDP總值為1.337萬億美元。

    早在8月2日，中國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接受採訪時就透露，中國實際上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中國官員首次指出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第二”。

    在很多西方媒體看來，中國GDP“世界第二”，是全球經濟權力轉移的象徵符號之一。如何看待西方媒體對中國“GDP老二”的定位？本期圓桌會議，我們特邀兩位專家進行一一分析與解讀。

    本報記者 毛玉西

    核心提示

    自從引入GDP指標後，原本注重“居民”(GNP統計強調本國居民，無論屬國內生産還是國外生産，都是該國GNP)的統計，開始被強調“國界”(GDP強調以一國領土為界，無論是本國人生産的還是外國人生産的，都要計入該國GDP)，也就帶來一國財富統計的“嚴重失真”。——江涌(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民生領域存在的一系列問題使我們不得不低調。在西方的印象中，中國以醫療、教育、環境、住房等民生問題突出著稱。在涉及民生的一系列數據上，中國政府也逐漸認識到，民生問題與中國GDP總量的世界排名極不相稱。——阮思余(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

    現狀

    GDP讓人“愛恨交加” 代表規模和發展速度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指出：關於所謂中國GDP“世界第二”的看法，可細化為“挺GDP第二”與“貶GDP第二”兩類聲音，反映了中國民眾對GDP指標“愛恨交加”的複雜心態。

    江涌認為，中國多年來一直沿用拿GDP來作為衡量地方政績乃至國家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這也是一個與“國際接軌”的重要指標，能夠做到與全球的橫向比較，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江涌指出，儘管中國GDP多年躍升，雖然不等於中國已跨入“經濟強國”，但起碼反映了中國經濟規模“塊頭大”，代表了發展的速度，這也是很多官員“挺GDP”的根源所在。與此同時，GDP統計也日益顯出弊端，因為GDP無法反映生産效率、國民素質、國民創造，故“挺GDP派”也引起越來越多的爭議。

    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博士後流動站的阮思余博士認為，對所謂中國“GDP第二”的認識，存在著“積極派”與“審慎派”兩種聲音。“審慎派”認為，我們要超越簡單的數字GDP，不斷反思中國發展的不足與存在的問題。而從“積極派”來看，中國GDP總量第二，表明中國作為新的世界經濟“增長引擎”日益獲得了國際認同。

    幕後

    GDP與GNP不同 統計方法存在失真

    江涌認為，自上世紀90年代達成“華盛頓共識”後，中國開始被拉入了經濟全球化中來，原本用國民生産總值(GNP)衡量經濟的指標，逐步被GDP所替代；GDP統計方法彰顯了“強者標桿”，備受西方推崇。

    自從引入GDP指標後，原本注重“居民”(GNP統計強調本國居民，無論屬國內生産還是國外生産，都是該國GNP)的統計，開始被強調“國界”的GDP(GDP強調以一國領土為界，無論是本國人生産的還是外國人生産的，都要計入該國GDP)代替，也就帶來一國財富統計的“嚴重失真”。

    江涌舉例説，中國大量的外資、涌入的熱錢都被統計在了GDP中。

    另外，我國各地招商引資的“飛地經濟”(各類開發區)，也只是擁有名義上的財富，實則都是外國人的財富，也都算到了自己名下。

    因此，中國GDP總量統計數據未必能真實反映中國經濟福利及生活質量。

    阮思余博士認為，從國家發展的層面看，中國仍然還要在保持經濟增長方面做好文章。

    對中國這樣一個轉型國家來説，保持經濟穩定、持續、有質量的增長尤其重要，這是國家解決所有其他問題的基石。

    教訓

    警惕美國持續打壓 逼中國擔更多責任

    江涌從歷史經驗分析認為，“世界第二”頭銜太重，必須時刻警惕遭遇“捧殺”。

    從內部因素看，GDP躍居世界第二的國家，開始一般都不具備“成熟心理”，對經濟迅速增長後的身份認同、國際責任等方面的認識都還尚未成熟。

    從外部因素看，歷史已有足夠的教訓。從歷史上看，世界老大總要聯合老三，不遺餘力地打壓老二，被打壓後的老二最後一般都呈現“萎縮”之勢。一戰前，英國與西班牙、英國與法國之間的爭奪，從來都是針對老二的；一戰後，美國對英國的打壓，直到二戰後的佈雷頓體系建成、美元取代了英鎊後才完成；二戰後，資本主義體系外的“世界老二”——前蘇聯被美國利用軍備競賽拖垮了經濟；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對日本經濟的打壓也是眾所週知。

    江涌指出，中國遇到的最新挑戰就是西方提出的“中國責任論”。西方讓中國承擔原本屬於西方應承擔的過多、過重和過分的責任，這是很不公平的。

    他舉例説，比如非洲的環境問題，這原本是西方老殖民主義留下的“傷疤”，現在卻頻頻怪罪中國；再比如，碳排放問題，西方要求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承擔過多的責任，忽略了西方此前的“罪行”，割裂了歷史的連續性。

    應對

    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  GDP認知趨於理性

    針對中國GDP總量問題，我國外交部、商務部等多部門密集表態，強調中國仍是一個有大量貧困人口的發展中國家。

    對於官方的表態，阮思余博士作出以下三點解讀：

    第一，這是中國外交策略的需要。多年來，中國對發展定位出現過好幾個“版本”。從“中國崛起”到“和平崛起”，再到“和平發展”的類似表述，都説明中國的大國外交日趨理性。

    此前，中國崛起引發的“中國威脅論”至今尚未消弭，若在GDP總量問題上高調，會更使“中國威脅論”有增無減。

    第二，中國對人均GDP有著沉重的認知，人均GDP才是關鍵。對一個人口大國來説，人均的概念要比其他國家理解得更深刻。

    中國人均GDP(約3800美元)，全球排名百名之後。這種嚴峻的現實表明，即使GDP總量排第二，也不意味著人均GDP第二，無法掩蓋中國1/9人口的貧困問題。

    第三，民生領域存在的一系列問題使我們不得不低調。在西方的印象中，中國以醫療、教育、環境、住房等民生問題突出著稱。

    在涉及民生的一系列數據上，中國政府也逐漸認識到，民生問題與中國GDP總量的世界排名極不相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