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辦示範幼兒園多接收官員子弟 普通市民入園難

　　- 核心提示

　　專家發現，“入園難”體現的其實是一種社會不公。它是由財政投入不公所造成的。

　　目前，在財政投入方面，政府過多地重視公辦園中的示範園，而在示範園中入托的多是些官員子弟。

　　財政投入也不扶持民辦園，更未將那些位於城鄉結合部的農民工子弟的學前教育，納入規劃。

　　幼教專家張燕表示，政府在加大投入的同時，必須使公辦園具有補償低收入群體的功能。只有保證了學前教育的公益性，“入園難”才會得以解決。

　　北京年輕父母的共同心願，就是想讓孩子能進入公辦園中的示範園。人們都説，“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進入一所好的幼兒園，就好像踏上了一條比別人更靠近終點的起跑線。

　　盧哲鋒也不例外。

　　他在新能源領域工作，兒子已3歲。

　　直到盧哲鋒為兒子報名上幼兒園時，才明白媒體上那些專業名詞：公辦園“稀缺化”、優質資源“特權化”、收費“貴族化”，對他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累、焦躁和煩惱。”盧哲鋒説。

　　著名幼教專家、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燕認為，這些社會不公，和財政投入的不公平有關。目前的現狀是，只重視示範園，不扶持民辦園，忽略城鄉接合部的黑幼兒園。

　　示範園裏的“條子生”

　　知情者透露，北京首批示範園之一的“北京一幼”，每年100余個名額幾乎都被官員子女佔用

　　在孩子入園問題上，盧哲鋒承認自己有些鬆散。他家住方莊，周圍鄰居都提前兩年為孩子報名，而他一直沒上心。

　　孩子一歲多時，盧哲鋒跟風去方莊一幼、二幼報名，才發現這些公辦園早就報滿。盧哲鋒開始發愁。

　　艾米和盧哲鋒不同，她更積極。她孩子于2008年出生，2009年，艾米就已在兩家公辦園為孩子登記。她説，當時只要在傳達室師傅那兒就能登記。

　　後來，一家園説不再對外招生;另一家園稱，不再接收3歲內的孩子。

　　艾米又去總政幼兒園。她説，按早年形勢，內部收完後，還能有空余名額，所以沒“關係”而早報名的孩子，便會有點希望。但是今年的情況是，“必須要有關係才能上”。

　　受困擾的不僅是家長，范佩芬也被“入園難”煩惱著。她是崇文區第三幼兒園的園長。

　　“現在孩子入園，首選的就是公辦園。”她説，她曾設立過一個家長諮詢日，一下就排了400多名家長。

　　為了進公辦園，家長們什麼都願遷就。他們會對范佩芬説，“沒地兒，我有一個角落都行。沒椅子，我拿小板凳來，甚至可以不睡覺，不吃飯，只要你讓我孩子受教育。”

　　劉金玉也是每到招生時，就感到壓力重重。她是北京市第一幼兒園副園長。

　　北京一幼坐落于京城黃金地帶———東四北大街的汪芝麻衚同內，5584平方米的場地，猶如一座王府。

　　該園由周恩來總理批示，創建於1949年，曾專門接收外國商社、使館的子女。2001年，成為北京首批示範園之一。

　　如今，園內有孩子400多名。據知情者稱，進入“一幼”的許多都是“條子生”，多是政府官員的孩子。每年，教委把條子一打包，直接交到幼兒園。4個班，100多個名額，就被佔得差不多。

　　示範園要錢就能批?

　　有公辦園園長稱，公辦園級別越高越能獲財政支持，因質優價廉，很多園會收取贊助費

　　在盧哲鋒看來，當初他首選公辦園的理由，和大多數人的想法一樣：公辦園有優質資源，且收費偏低。

　　崇文三幼園長范佩芬説，其實公辦幼兒園的級別，和其所能獲得的財政支持力度息息相關。

　　示範園是一級一類幼兒園中的龍頭園。一般“不用想有沒有錢的問題”。

　　北京對公辦園的財政投入在各類教育總投入中，呈逐年下降，從2000年的2.05%下降到2007年的1.92%。

　　2008年，北京十幾億元教育附加費中，學前教育僅有0.39億元，佔3.1%。

　　北京市政協委員李建麗曾對媒體表示，公辦園中，政府每年給每位入園的學齡前兒童下撥的經費僅為200元

　　而這些有限的財政投入，更多投向“示範園”、“優質園”。據了解，目前北京能獲得國家財政支持的幼兒園僅145所。

　　北京一幼的副園長劉金玉不怎麼為資金髮愁。她説，園裏曾修繕一棟樓，好幾百萬元，大部分是國家投入。

　　東城區政府在北京一幼也投入大量財力。2000年，園裏修人工草坪，投入了一二十萬，園裏自己也出了一部分。

　　在北京一幼，除了教室，還設置有科學宮、電腦室、體能訓練室等設施。園內的每樣物品包括桌椅、電腦，都貼著國有資産的標誌和條碼。報廢處理，要經過報批，由國家的相關部門統一回收。

　　園長馮惠燕還可以依據需要，向上級申請項目資金，大約一半的項目會通過審批。但國家的教育投入必須專款專用，不能用於人員支出。

　　該園是全北京第一家安裝紅外線探頭的幼兒園。

　　當年北新橋幼兒園安全事故剛發生後，因為事發地離北京一幼很近，人心惶惶。劉金玉説，後來有市教委領導來視察，説安全一定要加強，立刻給撥了40萬，裝上探頭。

　　北京一幼的費用也很低廉，每個月的日托費是490元，還有100元的寄宿費。

　　有公辦園園長説，國家對公辦園收費標準有明確限定，目前一直停留在1997年所制定的價格。其中託兒費每個月150元，托補費為80元。

　　“現在，民辦園每月費用兩三千，公辦園教育水平那麼高，師資那麼好，只收取幾百元的學費，真是覺得不公平。”這名園長説，所以很多公辦園都收取捐資助學費。

　　採訪中，她一直強調，這叫作捐資助學費，而不是贊助費。

　　北京一幼每年每人收取12000元的捐資助學費。劉金玉説，有一半是花在了園裏的項目建設上。

　　“投入不足”催生天價園

　　專家表示，公辦園數量不夠便無法約束民辦園的市場價格，過多天價園無益於解決“入園難”

　　後來，盧哲鋒通過朋友，聯絡到勁松一幼的一個名額。那是所一級一類的幼兒園。盧哲鋒曾為此心動，但考慮離家太遠，便放棄了。

　　最後盧哲鋒在自己小區裏找到育強幼兒園。

　　這是一所以體育才藝為特色的民辦園。

　　園裏的游泳館，有獨立供暖系統;教室的層高，都被提高到3.9米以上，每個班的面積都達到150m2;還有獨立活動室、臥室及盥洗室;園內還建有標準網球場、輪滑場、小足球場以及大型戶外遊戲設施。

　　這裡所有的設計，都由該園董事長李大軍完成。

　　“我們民辦園和公辦園根本不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競爭。”李大軍説，他們非但沒有國家和地方的財政支持，每年還要向教委交付46萬元的“公有資産佔有費”，因為他們必須要向教委租用小區的教育用地和設施。

　　李大軍建園投入了720萬元。他認為，民辦園為國家節約很大一筆教育投資。

　　他不贊成隨便説民辦幼兒園收費高。

　　育強幼兒園目前收費是，3歲半以下的孩子每個月1480元，三歲半以上的孩子每個月1880元。每人入園還需交贊助費每年3000元。

　　李大軍也注意到媒體報道説“民辦園呈兩極分化”。他説，育強只是一個中端收入的幼兒園。一般民辦園收費超過1800元就能賺錢。而現在很多民辦園每月收費為3800元，“那確實是暴利。”

　　由於民辦園帶有很多市場特性，關於它的定價，政府不能干涉，只能對其實行備案。於是有些民辦園完全按照市場規律辦園，向高端化、貴族化發展。

　　北京朝陽區培基雙語幼兒園是一家高端民辦園，該園一份不住宿的收費明細表顯示：日托費5500元/月;餐費為400元/月;班車費600元/月……平均每月費用達到7000元左右，而這些收費還不包括各種興趣特長課的費用。

　　而其網站圖片顯示，“培基”場地設施之豪華，不亞於一些高級商務會館。

　　北師大學前教育教授張燕認為，大量“天價幼兒園”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在公辦園方面投入不足。“據我所知，天價園都很賺錢，賺錢後更容易打造品牌，價格也就越來越貴。”

　　而專家們普遍有這一共識，過多的天價園根本無益於解決“入園難”問題。

　　“黑園”任由自生自滅

　　專家張燕表示，流動兒童的學前教育並未被政府部門納入規劃，他們現在都由“黑園”接納

　　張燕在研究了中國和西方的學前教育之後，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在西方，學前教育常被視作補救弱勢群體後代的一個重要環節。一些孩子家庭條件不好，國家就通過資金和項目的傾斜，讓這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那些權貴和富商，可以選擇讓孩子去上貴族學校，不會過多佔用公共資源。

　　張燕説，在中國，恰好相反。有權的，能讓孩子進最好的公辦園，享受有限的財政資源;有錢的，能進最好的貴族民辦園;沒權沒錢的，要上廉價園，更甚者只能上黑幼兒園。

　　張曉東的“育苗藝術幼兒園”就是一所黑園，位於朝陽區東壩鄉西北門村的民房內，有350平方米大，70名左右的孩子，多是農民工子弟。

　　2007年，從事推銷生意的河北人張曉東經親戚介紹，從前園長手裏，花了5萬多元，將這家幼兒園盤了下來。其中，包括3萬5千元的兩個月的房租，一架顏色鮮艷的滑梯，和一些桌椅板凳。

　　這些外來農民工後代每月300元的學費，就是張曉東所有收入的來源。3年來，張曉東從政府得到的東西，只有消毒水、口罩此類防治手足口病和甲流的物品，都來自防疫部門。

　　外地幼兒園頻發安全事故後，張曉東被要求購置安全器具，他買了兩根木棍，卻因為沒有資質，辣椒水和鋼叉沒買到。

　　在東壩鄉，有18所未經註冊的“黑園”，只有一所正規幼兒園。而西北門村的6所幼兒園，都是“黑”的。

　　西北門村村主任何萬清認為，張曉東這樣的黑幼兒園園長，更像是在做生意。但如果把這些黑幼兒園都關了，眾多的農民工子弟將無處入園，對社會安穩會有影響。

　　而東壩鄉另一黑園園長石梅認為，政府應扶持這些為弱勢群體服務的幼兒園。“我們園裏的孩子，跟名牌園的孩子一樣，都是國家的未來。你不能只管他們，不管我們。”

　　石梅説，政府可以出臺政策，進行教育評比，把那些教育質量不行的園給關了，給教育質量好的園轉正，“但現在是，一股腦地都任我們自生自滅。那不公平。”

　　張燕也曾與北京市教育部門就這一問題做過交流。

　　“但在政府規劃中，目前沒有外來兒童的位置。”張燕説。

　　“公辦園須對弱勢者補償”

　　有專家認為，只有啟動公辦園的排富原則，令其回歸公益性，才能真正解決“入園難”

　　張燕認為，目前媒體報道的“入園難”其實是“選園難”———要選擇一個能符合自身經濟條件的好幼兒園很難。

　　在選擇幼兒園的過程中，出現很多不公正的社會現象。有專家認為，投入方面的不合理，是導致不公正現象産生的主要原因。

　　這位專家説，現在的財政投入等於是被權貴享有，如何使得財政投入能夠對弱勢群體産生補償，那是需要我們動用智慧的，“也是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學前教育的公益性”。

　　對於如何保持學前教育的公正性、公益性，中國學前教育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在一份報告中表示，世界上許多國家常會使用兩種手段。

　　首先，保持半數以上的公辦園，以調控、約束民辦園的市場價格。

　　其次，公辦園遵循“排富原則”，而對弱勢群體進行補償。如美國，優先安排低收入家庭、有特色就學需要的幼兒上公辦園。

　　張燕表示，許多國家的公辦園都具有補償低收入群體的功能，但在我國，公辦園不具有這樣的性質。

　　張燕還認為，應該改變對學前教育的刻板思維，開展非正規的學前教育實踐。這個模式主要面對中低收入人群，以社區為中心，發動多個家長，參與到對本社區孩子群體的教育中來。“政府可以扶持一些這樣的試點。”

　　盧哲鋒的孩子已進入育強幼兒園，盧説，他並不看重育強教小孩學體育技能，只是覺得能游泳小孩會覺得挺好玩。而且可以讓孩子養成鍛鍊的習慣。

　　艾米在公辦園進不去之後，又去考察了兩三家民辦園。她要麼對教學理念不滿意，要麼對價格不滿意，至今還未確定將孩子送去哪家。

　　艾米説，實在不行，讓孩子再等一年入園。

　　在西方，學前教育常被視作補救弱勢群體後代的一個重要環節。一些孩子出身不好，國家就通過資金和項目的傾斜，讓這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那些權貴和富商，可以選擇讓孩子去上貴族學校，不會過多佔用公共資源。

　　在中國，恰好相反。有權的，能讓孩子進最好的公辦園;有錢的，能進最好的貴族民辦園;沒權沒錢的，則上廉價園，或黑幼兒園。

　　———著名幼教專家、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