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防G20全球磋商機制走樣

■ 記者觀察

　　□本報記者 高健

　　本週末，G8峰會將第一次扮演G20峰會前立場協調會議的角色。此前幾乎已成慣例的“金磚四國”在G20峰會期間的單獨會議有可能繼續召開。可以説，G20作為經濟、金融政策全球性磋商機制的地位已基本確立。

　　從2008年11月在美國華盛頓為應對危機而倉促承擔全球協商重任，到2009年4月在英國倫敦為世界貢獻萬億美元全球刺激措施，再到2009年9月在美國匹茲堡設立“強勁、持續和平衡增長框架”，被世界賦予越來越多重任的G20峰會進一步機制化。但在這個不斷前行的過程中，為確保G20機制健康運轉，需時刻對“三大歧途”保持高度警惕。

　　首先，警惕部分成員將自身利益淩駕於全球利益之上。在全球經濟逐漸走出“最糟糕時刻”的今天，因為經濟復蘇程度、速度的差異等原因，G20成員國之間的利益訴求不再如同危機期間那麼一致。比如，面臨國會中期選舉壓力的美國，始終將居高不下的失業率視為“眼中釘”，主張暫時不要退出刺激計劃；既憂慮納稅人抗議，又擔心本國銀行業國際競爭力受損的歐洲國家，多次頂著重壓力促全球開徵銀行稅；澳大利亞、俄羅斯等自然資源大國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的態度也將服務於其在G20框架下左右逢源的基本訴求。在這種情況下，G20機制想要醞釀出具有高度權威性和指導意義的成果將十分艱難，但應該警惕部分成員將適於自身利益的規則推行于全球的做法。

　　其次，避免淪為西方發達經濟體主導的G8機制的變體。由於歐美經濟及金融體系在危機中受創相對更為嚴重，而眼下的G20峰會又以“復蘇與新開端”作為探討對象，與G8成員國相關的話題不經意間成了最受熱議的G20話題。因此，作為全球決策磋商機制的G20需嚴格考察探討話題在內部的適用範圍，並增加與新興經濟體利益相關話題的數量和熱度，從而放大G20成果的普適性。

　　第三，通過尊重新增決策成員利益的方式，來保證自身存在的可持續性。從G8到G20，新興經濟體的加入是全球決策新機制的最大特徵。值得注意的是，G20匹茲堡峰會所設立的“強勁、持續和平衡增長框架”在理論上將有利於包括廣大新興經濟體在內的全球經濟實現可持續增長。而發達經濟體在尋求“全球經濟新平衡”時，又要求主要新興經濟體對此做出貢獻。換言之，G20成果將惠及整個新興經濟體，但用以換取這份“實惠”的責任和犧牲全部壓在有限的幾個大型新興經濟體肩上。在新興經濟體自身實力和承壓能力都相對有限的背景下，這樣的不平衡或將對G20機制的可持續性形成負面影響。

　　事實上，無論是其成員對自身利益的堅持，還是對舊有機制的留戀，抑或是某種程度的不平衡對待，都是任何磋商機制難以完全消除的，但G20要時刻警惕這些陷阱，避免“誤入歧途”。

　　G20的發展前景遠非一次多倫多峰會就能塑造成型的。在6月初的G20成員國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上，會議東道國韓國方面透露，G20多倫多峰會的任務是繼續進行議題磋商並擬定初步策略與共識，並交由今年11月的首爾峰會達成最終政策建議。由此看來，G20每年兩次的首腦峰會制度基本成型。

　　G20機制的初步確立是對全球化所塑造的經濟多極格局及全球經濟聯動特徵的真實反映，是全球參與經濟、金融決策大趨勢的最新載體，更是對多國磋商機制的效率和可行性的最前沿探索方式。因此，如果G20能排除干擾，為全球經濟及金融體系發展道路做出最佳選擇，也將對包括應對氣候變化全球談判在內的其他重大事件全球磋商機制起到促進作用。

　　6月23日，在新聞中心，記者查閱峰會有關資料。

　　新華社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