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人行行長周小川：解讀G20部長會和IMF春季年會_經濟臺

　　央行的政策模型：需考慮商業銀行的行為及激勵因素

　　日報：銀行為什麼不能有效傳遞政策制定者的意圖？中國的經驗、教訓能有哪些啟示？

　　周小川：這是因為銀行體系面臨著四大問題：一是銀行資産質量問題，銀行忙於修復資産負債表。二是巴塞爾協議Ⅲ的實施導致資本充足率要求上升，銀行缺乏足夠的資本支持信貸擴張。三是監管措施在危機期間出現收緊，人們希望監管政策是逆週期的，但事實上經常出現順週期的情況。四是融資問題，銀行間市場和債券市場受危機影響都很不活躍，限制了銀行的融資能力，例如歐元區的銀行間市場就出現了跨國流動性不足。

　　在上述“增長—財政—銀行”三連環惡性循環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能夠做些什麼呢？傳統上，央行貨幣政策的數學模型中不考慮金融部門。這些模型中包含了央行、企業、居民部門，但卻沒有金融市場和銀行部門。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過去我們簡單地認為貨幣政策能夠通過銀行體系自動且順暢地傳導至實體經濟的企業和居民部門。但在這次危機中，美國採取了零利率和量化寬鬆政策後，卻發現銀行部門沒有充分傳導，歐洲也出現了這種狀況。這可能説明應重新考慮貨幣政策傳導問題，將金融部門行為納入到央行的貨幣政策模型中去。有些人對這一現象進行了研究，並認為需要考慮對銀行體系給出激勵機制。

　　日報：你説的這種激勵機制有哪些內容？在中國過去的改革中是否有過應用？

　　周小川：首先，當前大家重點關注的方法是向弱的銀行注資。但並非表現消極的銀行都是因為資本不足。有的銀行是願意擴大信貸的，但資本不支持，對這類銀行注資是有用的；也有的銀行是受有毒可疑資産的困擾，即使進行注資也不能馬上修復，可能需對其實施有毒資産剝離，從而使其輕裝上陣，會更有效。中國曾經歷過這種狀況。

　　其次，銀行業的利差大小對信貸積極性是有激勵作用的，這要看有無調節利差的手段。過去，主流觀點是不支持央行調控利差的，但近來歐央行的LTRO似包含這種激勵。

　　再有，零利率會鼓勵銀行囤積現金，因為資金來源是近乎零成本的，現金囤積有助於銀行應對風險，而不一定要貸出去。經濟學界一直都對流動性陷阱和零下界利率有不少討論。是否應該避免出現零利率？即在利率下降到較低水平時（比如2%），就切換到數量寬鬆政策，而不是降到零利率後再去搞數量寬鬆，那時可能就為時已晚了。

　　總之，這次危機會帶來不少新挑戰、新課題，需要研究銀行體系在特殊情況下的行為和響應方式。

　　亞洲金融危機中的部分亞洲國家銀行業曾面臨類似的困境。當時，也存在經濟增長緩慢、通貨緊縮、銀行“技術性破産”等一系列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