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下午，日本正式決定以20.5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66億元)的價格，從所謂“土地權所有者”手中買下釣魚島中的3個島嶼，將其“國有化”。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意在加強對釣魚島的控制，嚴重地損害了中國對釣魚島的領土主權，開創了實際控制釣魚島的新的法理案例。

野田首相剛剛派出特使外務省次官山口壯到中國向中方轉交野田首相的親筆信，中國政府為了緩和中日緊張局勢，照顧大局關係，以高姿態和高規格，由國務委員戴秉國親自接見並代為轉交信函。野田在信中就近期因釣魚島爭端出現的兩國關繫緊張局勢呼籲雙方冷靜對待，竭力表示要緩和中日關係，建立冷靜理性的對話渠道，並將再次確認中日兩國戰略互惠關係的重要性。

但就在山口壯還在中國的時候，日本參院全體會議即通過了《海上保安廳法》及《外國船舶航行法》修正案，賦予了海上保安官調查離島上發生的犯罪並逮捕犯人等權力，目的是為了強化對釣魚島的實際控制。

一方面信誓旦旦，要堅持推進中日兩國關係，而一方面卻要通過加快釣魚島私人土地“國有化”進程加強對中國領土主權的侵害。二者究竟是什麼關係？其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實際上，野田內閣的這種做法充分表現了野田內閣對中國政策的狡猾一面和日本外交的兩面性。

第一，以兩面派手法示好施放煙幕，表面上緩和對立，暗地里加快購島進程，以便使中方來不及反對和反應，將負面效果和受制約的可能性降到最小化。野田內閣自成立以後，對中國外交的慣用手法就是一方面極力表示重視中日關係，誠心促進兩國關係改善，且可以在禮節方面給中國以極高規格的禮遇，如在遞交野田首相親筆信時，對中國派外務省次官作為特使專程送信，而對韓國則由外務省召見韓國駐日本使館公使到日本外務省取走親筆信。禮節規格差別之大，令人驚愕。甚至，還可以動用日本緊張的資金100億美元左右，&&大宗購買中國的人民幣國債，以表達對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的支持，同時，主要是為日本外匯儲備找到一個新的安全出路。但另一方面，野田毫不含糊地號召自衛隊加強對中國的軍事準備，引用中國的古代經典，提出“忘戰必危”聳人聽聞的説法，一方面積極示好，改善同中國的關係；一方面磨刀霍霍，加強在日本西南地區對中國的軍事防禦和部署，對於中國有領土爭端的國家提供軍事武器援助，鼓勵這些國家牽制中國。這些在性質上是典型的兩面派做法。在方法上一方面通過示好，軟化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尤其是盡可能不讓中國對日本政府的釣魚島私人土地“國有化”政策採取強力反制措施。另一方面，對於涉及到日本國家利益核心內容的地方，該強硬的強硬，絕不吝惜，絕不手軟。這説明，日本在外交上能屈能伸，通過禮節上的尊敬和自身的謙卑、恭謹，甚至是委曲求全的形式，來達到獲得實質利益的本質。

第二，為了野田內閣和民主黨執政提高民意支持率的中短期利益加快了“購島”進程。野田內閣執政以來，在內政上沒有任何建樹，反而因為通過了提高消費稅的法案引發國內的分裂。恢復大飯核電站的運營也激起民眾的廣泛抗議和反對。在外交上，因為對俄、對韓領土爭端處處被動，居於下風，只能通過有關於釣魚島的行動來吸引日本國內的眼球，轉移公眾的注意力。這樣，如果在野黨和日本國內公眾對野田內閣進一步施壓，要求提前解散國會實行大選，野田不得已而為的時候，他期待能夠因此獲得一些選票。起碼不至於讓支持率下降。

第三，儘快實現釣魚島私人土地“國有化”，為野田自身的執政樹立一個“青史留名”的內政和外交上的成果。無論野田內閣和民主黨如何施政，日本國內國外的政策都難以出現大的起色，野田內閣急於實現釣魚島土地“國有化”，目的是要為自己、為本屆內閣和民主黨執政美化一筆。日本首相在要下臺之前都想要做一件載入史冊的事情。這樣即使被迫下臺，也等於自己沒有白幹一場。對於民主黨來説，也積累了與自民黨競爭的政治資本。即是民主黨在新的選舉中失去政權，也會因此在日本民眾中留下口碑，對以後民主黨重新奪權有利無害。

第四，為了日本長遠的國家利益，急於加強對釣魚島的控制。日本對中國經濟和軍事的增長，在政治家和輿論的鼓噪之下，幾乎是處於驚恐的狀態。他們最怕中國出兵佔領釣魚島。更想通過國家“購買”釣魚島私人土地的方式儘快將釣魚島完全控制在日本國家手裏。因為釣魚島土地在私人手裏對日本國家來説還有很多不便。日本作為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土地私有，公權力不能隨意干涉。這就影響了日本政府對釣魚島政策的實施。因此，儘快購買，儘快完全控制在政府手裏就是野田內閣急切“購島”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為日本國家利益考慮而“購島”始終是野田內閣考慮的長遠目標和根本指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