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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炎熱的盛夏,烘烤得人們心情不免有些焦躁,也是日本與俄羅斯、韓國、中國因為領土問題激烈矛盾,外交爭端和對立嚴重的時期。
日本對與韓國有爭議的“竹島”(韓國稱“獨島”)、俄國佔領的“北方領土”(俄國稱“南千島群島”)、中國的固有領土釣魚島都採取了比較強硬的政策。當然強硬的程度有所不同。對俄國總理梅德韋傑夫登上過後到訪問等表示抗議和遺憾。對韓國總統李明博登上“獨島”由野田首相寫親筆信表示“竹島”是日本領土,不可非法侵佔。對中國釣魚島的登島保釣人士才採取了撞船攔截、抓捕和驅逐等辦法,並且配合與“奪島”相關的軍事演習。總的來説,日本政府採取了比較強硬、爭奪領土的外交姿態。日本國內輿論和部分民眾,或者是為日本政府的政策搖旗吶喊,或者是指著日本政府在售為國家領土問題上手段過於軟弱。但是,日本國內也存在著不同的聲音。
日本前駐伊朗大使、外務省國際情報局前局長孫崎享發表言論和文章指出,釣魚島不是日本的固有領土。他指出,固有領土一般指歷史上擁有數百年左右的長期管轄權的領土。日本1895年甲午海戰才染指釣魚島,歷史上明清時代,中國在釣魚島也存在管轄權。 孫崎享認為,中國方面已從歷史角度,闡釋了早在14世紀其軍事影響力就波及到釣魚島一帶的史實。這對日本人來説也許難以接受,但卻必須認識到:釣魚島並非日本的“固有領土”。孫崎享的言論實際上是明確否認了日本政府宣傳的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的欺騙宣傳。但是,在日本孫崎享的聲音是微弱的,日本輿論和大多民眾與日本政府一樣,他們普遍都把這些爭議領土當成了屬於日本的“固有領土”,乃至於孫崎享這樣的言論顯得特立獨行和孤家寡人。
那麼,日本輿論和民眾為什麼會追隨日本政府,出現與歷史事實相違背的認識呢?這其中的原因是紛繁複雜的,無法一一論述,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在對待歷史問題上採取了大量的“選擇性記憶”。
日本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描述和追憶、乃至於學習和研究,重點集中于美軍的東京大轟炸,廣島、長崎兩顆原子彈的爆炸及其慘烈的程度,日本軍隊在太平洋戰場的頑強作戰,日本在中國東北(日本稱“滿洲”)建設的“王道樂土”等內容。而實際上,日本中學歷史課本中記載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但是,在習慣上,日本的學校和教師基本上不講這段歷史。這一方面和日本治史厚古薄今的傳統習慣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二戰的歷史對於日本來説是一段走向法西斯侵略、奴役其他國家和人民的歷史,同時也是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的打擊下遭受失敗的歷史。同時,由於日本國內左中右學術派系的不同,這段歷史中的重大歷史問題也存在著大量的爭議,因此,這段歷史的教學在實際當中基本上被“選擇性記憶”人為地抹去。乃至日本青少年和普通民眾幾乎不能很好地認識這一段歷史。
一提到這段歷史,他們往往很容易被右翼、右派學者的觀點熏陶,併為其所左右。以至於日本國內到處流行日本擴大戰爭是迫不得已,是因為受到ABCD(指美國、英國、中國、荷蘭)四個國家的戰爭包圍,日本發動的戰爭是要將遭受西方白人殖民統治的亞洲國家和人民解放出來等等荒謬的認識。而卻故意淡化、甚至忘記了在中國的諸多大屠殺、在韓國的奴役和鎮壓、在東南亞以新殖民者的身份取代了英法荷等老牌殖民主義者,而且,當時日本這個新殖民主義者比英法等老牌殖民主義者更加兇狠、更加殘酷的事實。
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他們認為,釣魚島問題不是日本殖民主義時代遺留問題的産物,而是日本的“固有領土”。日本對亞洲國家的侵略和殖民統治並非像那些國家描寫的那樣殘酷地奴役、掠奪、壓榨,而是具有正義和建設的內容。這種教育和公眾輿論的導向,導致戰後成長起來的日本人很多在“選擇性記憶”中並不能真正了解歷史、認識歷史,當然也就不能深刻地反省歷史。在此基礎上就很容易受到日本右翼勢力的歪曲誘導,也就很容易在領土、歷史等大是大非問題上同日本的鄰國和亞洲國家發生嚴重的對立和衝突。因為認識、歷史的基礎知識和由此形成的觀念存在巨大的差異。因此,一旦這些問題上升到外交層面的對立和衝突,相當一部分日本民眾都會選擇支持政府的右傾政策,支持右翼、右派領導人激化與鄰國矛盾的言行。這是令鄰國對日本社會失望、悲哀、憤怒,又不容易解決的日本社會實際問題。
韓國李明博總統要求日本天皇訪問韓國時必須就歷史問題真誠道歉。李明博表示,如果日本天皇能夠向為韓國獨立運動而犧牲的人們真心道歉,韓方就歡迎他訪問,如果他還像以往一樣僅對此表示“深感痛惜”,則他沒有必要訪韓。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要求韓國總統李明博收回要日本天皇謝罪的言論,認為李明博的這種言行“脫離了常識”,並要求就此道歉。 日本眾參兩院還先後通過決議,譴責韓國總統的言論,強調,作為友好國家元首,韓國總統關於天皇訪韓的言論極其失禮,不能容忍,日方要求韓方撤回。日方強調的基點是天皇沒有訪問韓國的計劃,因此,李明博總統不應該有這樣的言論。日本“選擇性記憶”強調的是外交的程序和計劃,並以此來批評李明博。而卻故意“選擇性”地回避與遺忘了李明博所強調的在韓國爭取獨立的鬥爭歷史中,那些被日本迫害、鎮壓致死的韓國民眾和以往天皇道歉中含糊與敷衍。因此,日本對韓國的這些外交抗議、交涉等行為,韓國並不買賬。因為在同一個事件中,兩國強調的內容、內涵和問題的層面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從上述的情況中可以看出,日本“選擇性記憶”的歷史教育、“選擇性記憶”的公眾輿論使日本民眾無法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歷史,從而無法正確地認識日本同中國、韓國等國家領土、歷史問題等的外交衝突,從而加劇了與鄰國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建議日本要從教育和公眾輿論入手,放棄“選擇性記憶”的就有模式,為日本民眾培育出一個更加多元化、更加開放式的教育和輿論環境。這樣不僅有利於增進日本和亞洲鄰國的理解,更容易減少與化解相互之間的矛盾,也有助於日本逐漸擺脫在東北亞陷於日益孤立的狀態。
胡澎,史學博士,民盟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1997年畢業于日本富山大學人文科學研究科日本東洋文化專業,獲文學碩士學位。2004年5月獲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
馮昭奎,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1983年改行搞日本研究和國際問題研究。他的作品總是蘊含著一個道理:不懂科技,不懂辯證法,就不懂國際關係,不懂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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