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唐譯本《飛鳥集》被召回下架，目前，還在等待它後續的命運。這一招，福兮禍兮，不知最終將會給由它而引發的一系列爭議做出怎樣的注腳。

       目前為止，關於這本譯作的風評已經轉了三道彎。第一道，對“詩”這一文學形態有著固有美好願望的人們不得不質疑諸如“褲襠”“挺騷”以及“噠”等荷爾蒙外泄的詞彙的“合法性”；第二道，在網絡浸潤下，對文字有了更多包容和趣味的人們卻表現出力挺的姿態；第三道，浙江文藝出版社的“一紙召回令”，又戲劇性地為馮譯本拉回不少好感，對“表達自由”的崇尚讓之前分屬不同陣營的論戰雙方找到點與子同仇的契合點。

       “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開褲襠。”

       “有了綠草，大地變得挺騷。”

       “我是死啊，我是你媽，我會給你新生噠。”

       這就是馮唐的部分譯文，較個真的話，確實“不雅”，細節處也有因韻而廢詩的嫌疑。不論是遣詞，還是意涵，無疑都在挑戰文學審美的基本面。然而，這就是他的風格，正如他所偏愛的“腫脹”一詞。

       爭議的另一面，即是包容。總體而言，馮唐譯本並非一無是處，有些翻譯在意境和運筆上也不乏可圈可點之處。李銀河為馮唐辯護時，摘的那幾句就還不錯：

       “你對我微笑不語，為這句我等了幾個世紀。”

       “美，在愛中，不在鏡中。”

       “做夢時，我們距離非常遙遠；醒來時；我們在彼此的視野裏取暖。”

       應該説，“馮唐體”與此前風靡一時的“梨花體”“羊羔體”是有區別的。馮唐本就是“騷客”體質，心中有詩意，嘴上卻要打炮而已。

       但就像有人説的，此“飛鳥”已非彼“飛鳥”，泰戈爾已經變身馮戈爾。語言在發展，但時代是有斷層的。馮唐將他個人強烈的“腫脹”風格淩駕於泰戈爾之上，于原作之意蘊、哲理、時代多大異其趣。翻譯到底該不該有準繩？馮唐臧否韓寒代筆門時曾提出著名的“金線論”，顯然他並沒有用在自己的譯作上。

       從馮唐的譯作裏，人們再次嗅到了一絲熟悉的文痞味。網絡生態邊際的擴延，使得文學語態也不斷異化。當然，這種變異並非自馮唐始。

       上世紀30年代，被魯迅批為“△”的“流氓文學”，90年代以王朔為代表、備受推崇的“痞子文學”，以及後來于互聯網興起的“屌絲文化”可謂一脈相承。

       用“胡説八道”挑戰“一本正經”，用露骨的荷爾蒙撕扯朦朧的遮羞布，用驚世駭俗達成標新立異——作為文學的一種風格，他們言辭肆意、意識叛逆、桀驁不馴，卻無可厚非，因為他們也代表了社會的某個階層，反映一種聲音和價值取向。在某種特定情景下，甚至會形成一種集體暢快，從而被推為經典。馮唐説，他寫作從來都是為了自己“發泄”。這個詞力道剛剛好，正中靶心。

       如果，馮唐不是讓自己的“發泄”取代泰戈爾的“發泄”，而是像《萬物生長》《如何成為一個怪物》那樣自我發泄，也許如今的非議會少一些。

       文學，尤其詩，已經在公眾日常的邊緣徘徊太久了。如此“腫脹”一下，刺激一下泛文化的痛點，也不是什麼壞事。其實，爭議出現的本身就説明了互聯網時代的文評已經突破了傳統文化語境的苑囿，變得包容而多元。

       浙江文藝出版社召回下架並重新審議的做法或許是出於謹慎，但一定不會成為馮譯本《飛鳥集》的終極審判。當文學批評的“金線”已然變得模糊，那就只有交給時間去驗證一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