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中午放學後,未央區第一實驗小學門外,一些孩子胸前的綠領巾在人群中顯得格外扎眼。
央視網|視頻|網站地圖 |
客服設為首頁 |
早在2004年,小學生佩戴綠領巾一事就曾引發爭議。據新聞資料顯示,全國各省市的綠領巾風潮始於北京、上海兩地。共青團北京市委曾表示,北京市存在一些學校為學生戴綠領巾、粉領巾的情況,學校解釋這是對已經入學卻還沒到7歲入隊年齡的一年級小學生進行少先隊教育的舉措。
但在推廣過程中,某些學校的做法偏離了“綠領巾制度”的初衷,有家長説,有的學生到了二年級,因為成績不好或綜合素質不高,還不能加入少先隊,他們看到身邊的同學戴上了紅領巾,自己的“綠領巾”反而成了不好的標誌。
綠領巾最初是共産兒童團員的標誌。自1979年開始,共青團上海市委少年部在團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持下,率先進行了組織改革的實驗:把小學低年級兒童從少先隊裏頭分出來,建立一個適合低齡學生特點的,附屬於少先隊的專門組織——兒童團。此後,全國各地也紛紛進行試點。
據介紹,佩帶綠領巾的初衷是為了使低年級兒童儘快適應從幼兒園到小學的環境轉變,還可提前接受少先隊的教育,了解隊裏的規章制度和行為標準。他們還認為“綠領巾”的綠色象徵希望和生機,還可以培養孩子的環保意識等。2006年,在陜西寶雞,綠領巾就曾作為對表現優異學生的獎勵出現。
也是在2004年,共青團中央少工部獲悉一些學校要求已經入學卻還沒到入隊年齡的小學生戴綠領巾、粉領巾後表示,這種情況是不被允許的。並要求地方少先隊組織徹查此事,同時將在全國清查“變色紅領巾”問題。共青團中央少工部相關人士指出,隊章上寫得很清楚,“紅領巾”是紅旗的一角,怎麼能變顏色?部分學校的做法嚴重違背了《中國少年先鋒隊隊章》相關章程。同時,團中央也肯定到,這種給成績不好的學生戴綠領巾的行為也是對學生的歧視,勢必對學生成長造成負面影響。
7年之後,清查綠領巾行動並未取得應有的效果,綠領巾的再次出現更引發了關於教育公平問題的再次熱議,實際上,綠領巾反應的是我國小學教育中“區別對待”的思想頑疾,這種等級觀念讓許多孩子受了傷。
在我國各級學校中,學生座位的編排幾乎是由班主任教師一人決定。教師在編排座位時為部分學生“優先定位”,使學生享受座位特權。我國目前的班級普遍人數較多,前排與後排的學生的聽課效果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教師總是習慣於安排那些學習成績好、家庭社會地位高或與自己有著特殊社會關係的學生坐在靠近講臺的座位,而把那些成績較差和教師心目中所謂“不聽話”的孩子放在後排,教師對他們管理較少,與之交往較少,基本排除在教學之外,成為“被遺忘的角落”。
這種程序不公的座位編排方式,是人為地在教育中製造不公,教師不重視被遺忘在角落中的“差生”, 無論是其思想亦或學習都放任自流,學生受到的教育也不是完整的人生教育,最終受害的只能是學生自身。
根據《中國少年先鋒隊章程》,在學校、社區建立大隊或中隊,中隊下設小隊。少先隊幹部可設置小隊長、中隊長、大隊長三種職務,其中依次可佩帶一道杠、二道杠、三道杠。已經把未成年的少年兒童分為了三六九等,學生在工作中,養成的不是平等的意識,而是等級觀念。把身份表示別在衣服上,其實是在時刻提醒學生,要爭取讓自己的“杠數”變多,這樣這能證明自己的“成功”。
在“五道杠”事件中,引起爭議最多的就是黃藝博同學的官氣十足,而正是這種“區別對待”才讓他看上去高人一等。有評論稱:“當校園也成了小官場,那學生也就是小官僚,有的只是行政規則,投領導所好。這樣的整體氛圍下,學生難以形成獨立的人格,而成人社會的規則長驅直入。這對他們的健康成長極其有害。”而那位在視頻中對黃藝博投去“輕蔑目光”的同學,怕是也很反感這種“區別對待”吧。
部分教師“因財施教”的案例在現實中屢見不鮮。為追求個人私利,教師對曾“有所表示”的學生在課堂上給更多的參與機會,課堂提問中表現出更多的耐心,課堂評價上也帶有更多的激勵。而對那些經濟背景、家庭狀況較差的學生,相對關愛要少得多。除此之外,也有新聞曾爆出某地教師在日常教學中故意不教授部分內容,而在課後開設補習班斂財,教授課堂知識。
義務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使每一名學生受到平等的教育,教師使用金錢設置傳授知識過程的壁壘,既無法達到“傳道、授業、解惑”的目標,也是對學生的傷害,更是對教師這一職業的侮辱。
無論是“五道杠”還是“綠領巾”,此類教育手段直接戕害的是孩子的心靈,成人世界某些荒謬價值取向毒染到孩子身上。孩子沒有錯,無論是帶的綠領巾還是紅領巾亦或幾道杠,都不是孩子們造成的,而是成人將等級觀念灌輸到孩子的世界。戴著紅領巾的就是“正確”的、“先進”的,而綠領巾就是“錯誤”的、“低級”的,當被貼上是與非的標簽,他們自然而然明白到,社會是不平等,總有人是高高在上的,有人是“低賤”的。我們現在都在想著怎麼把孩子培養成精英與贏家,而拒絕平庸與失敗。而在小學校園裏,“紅領巾”是權貴階層,他們受到老師的寵愛,可以“放肆”地鄙視“綠領巾”。為使自己成為得益者,可想而知,他們會願意把黃藝博作為佼佼者和學習的榜樣,這樣教育使人“官僚化”、“功利化”,接受教育僅僅是為了陞官發財,完全忽視了孩子們純真的天性。
“紅”和“綠”等標簽客觀上將孩子們劃分為多個等級,一目了然的顏色,極容易讓孩子幼小的心靈産生自卑感,不利於心理健康。我們實際上忘記了孩子的尊嚴。維護孩子的尊嚴在我們的教育中是缺失的。近年來,時有發生中小學生自殺事件,2008年10月7日國慶放假的最後一天,六年級小學生張某趕寫作業至深夜12點,仍然沒做完。因害怕第二天上課會受到老師的體罰和侮辱,趁家人睡著時寫下遺書,服毒自殺身亡。遺書中寫道:“我很高興我死後老師再也不會整天説我頭髮長,把我的臉打得通紅。”當你給孩子貼上標簽後,抹去的是他的尊嚴,尊嚴一旦被拿走,很難再拾起來。
教育是人類文明的以延續的保障,教育除了傳授知識,也要培養一個人的思想,使人成為合格的公民。從學校裏走出來的人應當具備現代公民的觀念,現代公民應該知道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應該明白人類是在不斷地追求自由、民主、平等、正義等這些寶貴東西。而現在我們卻喜歡培養沒有生氣的“順民”,我們制定紅領巾與綠領巾的制度,告訴孩子必須要遵守,讓孩子學會怎樣從遵守現有的制度獲益,不準發出質疑。孩子們不敢想去除“紅”與“綠”的差別,而是因變“紅”沾沾自喜。這和成世界諸多荒唐不謀而合,一方面在唾棄官場的腐敗,另一方面,公考熱度不曾消減。從娃娃抓起,我們抓了什麼?我們其實只需要告訴孩子,要努力把這個世界改變得更好,而不是教會他們順從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