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不像監獄，設施豪華沒有高墻

      一提到監獄，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高墻電網和荷槍實彈的士兵。然而，北歐國家的監獄卻顛覆了人們的想象。
      丹麥很多監獄四週及內部均沒有任何高墻和電網，取而代之的是隱蔽的監控鏡頭和電子報警系統。新建成的挪威第二大監獄——哈爾登監獄，犯人都有自己的私人牢房，看起來就像是個飯店的標準房間，有浴室套房、平板電視、迷你冰箱，甚至還能上網。整座監獄都是低矮的磚樓，墻壁上還裝飾著挪威頂尖藝術家的壁畫，房間窗戶沒有欄杆，只為讓更多陽光照進來。
      芬蘭的監獄，牢房基本上都是單人間，乾淨整潔，裏面有電視機、熱水器和寫字檯，甚至允許擁有吉他等娛樂工具，獄警平時不攜帶武器，而且身穿便服。

犯人不像犯人，更像是“世外隱士”

      在這樣的豪華監獄生活的犯人們，完全不像在受懲罰，而是在接受幫助，只是暫時與社會隔絕的“隱士”。他們在此的原因在於，通過一定的“改造”，做好重返社會的準備。監獄給他們提供了舒適的生存環境，唯一的區別就是與世隔絕。
      但與外界隔斷的只是身體，他們不但可以讀報紙，聽收音機，還可以看電視，了解各種外面的信息。監獄有意模糊犯人和監管人員的身份，獄警和犯人能夠互相尊重。並且犯人有相對較大的自由，也可從事有酬勞動和接受職業培訓，保持與社會的接觸。以便在出獄後，有自立能力，很快與社會融合。
      為給犯人提供學習的機會，所有犯人都必須參加某種形式的學習或工作，犯人們甚至有機會學習大學課程。有犯人説：“監獄就像一個與世隔絕的大泡泡，很安全，永遠有食物吃，你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但在這裡的與世隔絕是暫時的，你必須面對現實，從心理上、行動上準備好應對外面的生活。”

自由放養式管理，開放式監獄只增不減

      北歐國家的“開放式”監獄不將犯人牢牢鎖住，犯人擁有更高程度的自由，不僅親友可以來訪，犯人也可以申請出去走親訪友，監獄給犯人提供學習的機會，甚至還可以到外面的大學去學習。
      瑞典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實行電子監管，部分犯人可以戴電子腳鐐在監外服刑的，全國有數萬名犯人在監外服完刑期。在得到批准的情況下，瑞典犯人還可以短期離開監獄，探望住院的親人、參加葬禮和未來的僱主見面等。為了讓犯人進一步適應社會，年輕的犯人在監視下還可以外出參加最少40小時，最多240小時的學習、工作等特殊活動。
      丹麥全國共有14座監獄，其中封閉式監獄只有4座，其餘全部為開放式監獄，監獄的獄警像是公寓管理員，囚犯一般都被稱為“顧客”或者“學員”。目前挪威三分之一的監獄採取的是自由放養式管理，挪威議會已經同意，未來將建立更多的開放式監獄。近年來，開放式監獄只增不減。

豪華監獄背後是納稅人掏腰包供養

      2010年，據英國媒體報道，新建成的挪威第二大監獄——豪華的哈爾登的監獄，建設工期長達10年，佔地約0.3平方公里，政府為此花費了1500萬英鎊。而政府目的在於讓那些最兇惡的囚犯度過難挨的鐵窗時光，據稱這是世界上最為人道的監獄。
      根據挪威量刑相關規定，挪威沒有死刑，佈雷維克面臨的最長刑期僅為21年，他很有可能在21年基礎上不斷增加5年刑期，變相終身監禁。而他的監獄待遇都將由挪威納稅人掏腰包，每年開銷將以百萬美元計算。僅2011年，挪威政府公佈的預算中，超過120億克朗將用於包括監獄在內司法部門，佔全部預算的1.91％。有挪威民眾認為：就為一個人花那麼多錢，其他需要被照料的人又該怎麼辦呢？例如老人、殘疾人，這些錢完全可以花在別的地方。部分挪威人持判佈雷維克死刑的觀點，認為這樣可以不用浪費納稅人的金錢。

環境太舒適是對犯罪分子縱容甚至誘導

      過於舒適的監獄環境，對“犯罪分子”也有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無論是北歐還是世界其它地區，都不乏由於監獄生活相較社會更有保障，而故意犯罪甘願投身監獄的事例。
      對一些人來説，對監獄生活的感受可能是“輕鬆舒適”，坐牢坐上了癮，獲釋後甚至故意再次觸犯法律，以便能重新被抓進去“享受”。例如，芬蘭也有人鑽法律的空子，一名41 歲的流浪漢在過去數年多次“自動投案”入獄，他把蹲監獄當成了難得的休假機會。監獄不能殘酷，也不能太美好。

沒有充分證據能證明這樣是最好的改造方式

      北歐國家犯罪率低，犯罪分子出獄後重犯的幾率也低，這都是不爭的事實。獲釋兩年內，挪威有20%的犯人又會回到監獄，而在英國和美國這一比例高達60%。據分析，挪威每10萬人中有約70名罪犯，而美國每10萬人中有753名罪犯。
      新西蘭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的犯罪學教授約翰•普拉特是研究北歐監獄的權威，他認為挪威和其他北歐國家低犯罪率的秘訣是強大的社會福利體系，這減少了貧困和社會不均，而這兩個因素才是促成犯罪的主要原因。雖然監獄治理模式越來越趨向開放，但向來以犯罪率低、社會安定祥和著稱的挪威，最近十幾年來，挪威社會犯罪率逐年呈上升趨勢，既然監獄越來越舒適，是不是就此可以推斷犯罪率的上升與監獄的舒適度是成正相關的？當然，這也是一種不能輕易佐證的合理推測。
      影響犯罪率高低的因素更多地是從整個社會宏觀環境衡量，“高福利”監獄究竟能起到怎樣的作用，其實是很難説清的。

北歐整個社會都是高福利，監獄自然也包括在內

      高福利，是北歐國家的標簽。各種福利補助內容複雜、體系龐大、名目繁多，涵蓋了兒童津貼、病假補助、醫療保障、住房補貼、失業救濟、養老保險等各項內容，民眾幾乎樣樣都由國家“包起來”。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源於其高稅收。這些國家的個人所得稅，徵收率一般都達到30%至50%，高收入者的納稅率甚至達到70%至80%。
      挪威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之一，人均國內生産總值名列世界前茅，人人享有“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教育和醫療都免費。並且近年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對挪威經濟衝擊也不大，失業率只有百分之三，失業者也可以享受政府按月發放的失業救濟金，甚至熱衷於修建世界上最豪華的監獄。對過慣了富裕平靜生活的挪威人來説，佈雷維克瘋狂襲擊殺人事件非常難以理解。相較于政府對民眾其他方面的投入來説，北歐國家將監獄建設作為一項政府支出，同樣予以高福利，比別國有著更多的投入，這也沒什麼不正常的。

社會環境好，很多犯人在監獄改過自新也是事實

      英美等國家，為了應對日益增加的囚犯人口，紛紛建造更大更嚴苛的監獄，而北歐人卻為：傳統的壓迫性的監獄沒有效果，人性化地對待囚犯能夠提高他們重新融入社會的幾率。他們覺得，既然監獄為他們提供了一系列重返社會的幫助舉措，犯人很清楚自己的情況，如果違規，或者出去的時候再次犯罪，自由會被嚴格受限，犯人們不想失去既得自由，於是就會遵守規矩，好好改造。
      例如，挪威只有極少數的殺人犯在獄中服刑的時間超過14年，即便是那些被判處最長刑期的罪犯，他們在服完2/3的刑期後就有可能獲釋。此外，還有很多罪犯在服完1/3的刑期後就能夠獲得無人監管的週末假釋，加之較低的再次犯罪率。北歐人足可以為本地區的低犯罪率而自豪，並且認為是這種監獄政策顯示了效果。

司法判決奉行的是對人的尊重和人性化改造理念

      北歐國家，對犯人奉行的是人性化的改造理念，建造“高福利”監獄，是因為他們相信人性化地對待犯人能夠達到最好的改造效果。他們不願切開犯人過去的傷口，而是將犯人看成終究要回歸社會的普通人,他們關注的是犯人的未來。
      芬蘭全國法律政策研究協會會長拉皮•塞帕拉説：“芬蘭目前懲罰罪犯的政策好處是能夠充分體現‘懲罰是為了重塑道德規範和價值觀念’，而並非簡單地把懲罰理解為罪有應得。” 他們認為，許多罪犯在入獄前過得是“非正常”的生活，而監獄要使他們體驗到“相對正常”的生活，這樣才能讓罪犯出獄後都會渴望將正常生活繼續下去，從而徹底改過自新。刑罰僅為人身自由的喪失，而其它權利限制僅在於維持監獄秩序和監管安全需要，保障犯人的權利以及重新獲得享有失去權利的能力，是改造的宗旨。

以人為本，社會各界對懲罰犯人有一定的共識

      除了監獄的硬體設施和人性化的制度設計，囚犯和獄警之間的親密關係也有助於改造。不同於美國和英國的同行，挪威的獄警享有較高社會地位，他們不攜帶槍支，和犯人一起運動，一起用餐。囚犯對獄警的尊重源於感激而不是恐懼。
      國家媒體對犯罪的描繪也幫助培養了人們對寬鬆刑罰體制的容忍。美國犯罪學家大衛•格林指出，英國和挪威曾發生過兩起類似的兒童折磨殺害兒童的案件，而兩國媒體的態度截然不同。英國媒體描繪這起謀殺“説明了深層次的英國社會道德淪喪，令人警醒”，挪威報紙則認為類似事件是“罕見的個別悲劇，需要專家干預，儘快讓涉案的男孩重返社會”。
      值得注意的是，與我們的想象截然相反，2011年，據挪威當地媒體的調查：近八成挪威民眾並不贊成對佈雷維克處以死刑。一位挪威人解釋道：“我們對這個‘瘋子’的態度，是給予更多的民主、寬容和愛，這些價值觀正是佈雷維克想要破壞的。我們要確保這個‘瘋子’不能改變我們的價值觀。”
      對於挪威人而言，死刑已經太遙遠。早在100年前，即1902年，挪威開始施行《一般公民刑法典》時，已對絕大多數罪行取消死刑，1979年廢除了最後與戰爭相關的其他死刑罪名。挪威深受啟蒙運動影響，保護人權觀念深入人心，他們認為生命權是最基本的人權，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高福利”監獄得以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