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意思，兩部圍繞女性展開的小説，一個視角落點在農村，一個視角落點在都市，雙雙引發爭議，然而，這兩部作品及其引發的文化現象對比著看才更有意味。一部是賈平凹今年年初發表的新作《極花》，另一部是成就了同名熱播劇的《歡樂頌》，它們其實就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體兩面。

　　時過境遷，曾經飽受爭議甚至被禁的《廢都》在相當程度上得到了“平反”，但《極花》也許不會有那樣的好運氣。《極花》裏的中國農村和農村觀念，不管再過多少年都是會受到批判的。因為在作者百轉千回的眷戀和“不自在”裏，女性又淪為了社會發展不光鮮的那一面的“背鍋俠”。

　　《極花》簡介裏是這樣寫的：“這部作品從拐賣人口入手，真正關注的是當下中國最為現實的貧困農村男性的婚姻問題，具有很強的現實衝擊力。”在《後記》裏，賈平凹講述了他創作的初衷和困頓。故事源於他老鄉的女兒，初中輟學被拐，三年後經過苦苦尋找，好不容易在公安幫助下被解救出來，卻因為不堪輿論的重壓，又回到被拐地。

　　這個故事和結局讓他震驚，小説裏，老鄉的女兒化身“胡蝶”。作者“讓那個可憐的叫胡蝶的被拐賣來的女子在嘮叨”，通過“她”的嘮叨，發出“他”的天問——社會在進步文明著，怎麼還有這樣的荒唐和野蠻，為什麼呢?——這也許是賈平凹創作的原始衝動，但最終讓他“無言以對”的卻是那些沒能力、沒技術、沒資金，剩在村子裏，依賴土地解決溫飽，卻再也無法娶妻生子的男人們，他唏噓的是一個村子裏的跛腿光棍説的那句話：“我家在我手裏要絕種了，我們村在我們這一輩就消亡了。”

　　“不能漠然于現實，不能躲開它。”我想，這一點賈平凹是做到了的。農村是中國的根，那裏有最傳統的中國，也有最變化中的中國。“胡蝶”在小説裏嘮叨她的命運，作者在筆端講述著他看到的在中國大轉型年代被日益邊緣的貧困農村。他們無力改變自己的命運，卻伸出罪惡的手去擺布他人的命運。作者怒其不爭，卻限于困局，他有深深的憂思，卻過於沉湎對傳統鄉土的眷戀。

　　而最多的質疑也正是這種“眷戀”所産生的對“惡”的悲憫，這種“眷戀”讓他對被拐女性的悲慘命運無力，讓他對作惡的愚昧的農村男性無力，更讓他對“中國大轉型年代”的凋敝的農村無力。所以，他才無可避免地被打上“直男癌”的標簽。

　　賈平凹在採訪回應中有些無奈，他説，他沒有不尊重女性。然並卵，白紙黑字裏既有孩子，也有臟水，既然一股腦拋出去了，那反彈回來什麼不也很正常麼。膚淺的筆者也許沒有資歷評判這場爭論中的是非，但就事論事，那些“我弱我有理”的“惡”不值得同情，而一味抱殘守缺的悲憫也是極其狹隘的囈語。還好，他們是無力的。

　　城鄉二元對立也許是我們社會發展最深切的歷史遺留問題。如果《極花》是一元，那麼《歡樂頌》就是另外一元。

　　誠然，《歡樂頌》在文學定位和深度上與《極花》不是一個量級，但這本略帶“瑪麗蘇”氣味的小説裏，也非常現實的反映了城市化發展中階層和觀念的差異，只不過，這裡反映的現實雖然“有毒”，但還是“有藥”可解的。階層的存在和固化並不會對個體的人格尊嚴和命運做出絕望式的清剿，她們還可以靠雙手去奮鬥，她們還有愛情和期冀，她們還有友情和陽光，所以原作者才説“生活荊棘滿地，但無法阻擋我們一路高歌。”

　　50年代生人的賈平凹還在用20世紀的思維定式思考傳統鄉土中國的轉型之困，而21世紀的城鎮化卻正在期望一個“洗心革面”的鄉土中國。事實上，很多地方的農村分到了城鎮化發展的一杯羹，他們生活富裕，不愁婚嫁，無論是耕作還是打工積累的財富，足以讓他們的家族帶著更好生活的希望發展下去，只要他們自己不懈怠。如果是那種既無法適應歷史發展的趨勢，又違背人道倫理的鄉土，淪陷了又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