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一個擁堵的早上，春日略淡，氣氛卻好。車上，一群海淀群眾時而低語，時而暢笑，相邀一同赴玉淵潭賞櫻。

　　是的，花期已至，然而園內的櫻花並未開滿，聚而芳菲與枝條漫卷相映次第。不甚蔚然，但已足以讓枯等了一個冬天的心情煥然一新，正是“賞花何須花開，觀月何待月圓”。三五株花下，孩童嬉鬧，美人環繞，遊人路過總忍不住嘆道：“呀，好美！”

　　可以説，這句“好美”差不多就是櫻花之於國人的全部文化意涵。在我們的文化記憶裏，梅竹有傲骨，蘭菊賦雅志，蓮花品性高潔，牡丹富貴吉祥，而櫻花更多地只是被突出了觀賞價值。任誰都知道，原産地為我國喜馬拉雅山脈的櫻花，其實是在一衣帶水地鄰國成就了作為花的榮寵。

　　“欲問大和魂，朝陽底下看山櫻。”語出自日本人撰著的櫻花專著《櫻大鑒》。櫻花開時晏晏，落時紛紛，別致又浪漫，然而這並非是讓櫻花成為日本國花的決定因素。從單純的觀賞性質到成為國民精神，櫻花在日本的象徵意義的轉捩點是與武士道精神的結合。

　　一個浪漫、柔美、聖潔，一個暴力、血腥、殺戮，櫻花與武士站在矛盾的兩極卻又纏在一起，而兩者的契合點，在筆者看來，其實是根植于日本文化深處的生死觀。

　　一朵櫻花從開放到凋謝只維持大約七天，所以日本有諺雲“櫻花七日”。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可謂櫻花的寫照。這種剎那風華、炫極而終的傲嬌勁兒，暗合了武士道所崇尚的剛毅與決然，也成為融入到日本國民血液裏的詩和遠方，那樣矛盾，又那樣極致。

　　國人諱談生死，鄰國則向死而生。在日本的文化審美裏，死即永恒，死亡之於人生有一種儀式化的美感。前些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日本電影《入殮師》，平實細膩，不失詼諧，引人深思：“死亡，就是一扇門，它不意味著生命結束，而是穿越它，進入另一個階段。”這與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中所言異曲同工，“死並非生的對立面，而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

　　日本的文學中有著很深的悲劇情結，不只村上春樹。三島由紀夫、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等等，在他們的名作中，都不乏對死亡的自我感悟和描述。甚至，他們對於悲劇的迷戀和偏執也造成了他們自身的悲劇——三島由紀夫切腹，芥川龍之介服毒，川端康成吞煤氣。川端曾説“死是最高的藝術，死就是生。”

　　生與死，菊與刀，櫻花和武士道，它們之間仿佛就這麼被一條線牽著，即使裂變，即使混亂，即使偏頗，也在事實上達到了某種獨特的和諧。島國環境、潛意識裏的不安、東西文化的衝撞，説起來，這種文化審美的形成固然有其合理之處，但一旦落入偏激的情境，卻難免會生出惡劣的氣氛。

　　回過神，眼前滿目春光，一派笑顏，且開且落的櫻花安靜地享受著人們的讚賞和歡喜。就這麼簡簡單單做個美麗的花，很是不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