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兒咱們逛街，給你買條金項鏈吧”，最近幾年回家，爸媽都會跟我提這事兒。生活中我一向素面朝天，不修邊幅，總對他們擺出一副抗拒臉。

　　在我的家鄉，佩戴金飾的要麼是年輕媳婦兒(結婚時婆婆贈的“三金”)，要麼是中老年婦女(兒孫輩表示孝順送的金飾禮物)。説到底，都是為了表示地位尊貴。倘若鄰里親戚為此寒暄起來，他們的臉上多伴有一種欲蓋彌彰的驕傲。

　　單從社會意義而言，金飾與我無用，反而有“露富”的嫌疑。所以，我一度以為爸媽是開玩笑的，還調侃他們不懂我的品位，直到猴年春節逛商場時，被爸爸拽到老鳳祥專櫃，才發覺他們是認真的。“覺得虧欠你太多，買條項鏈作個補償”，爸媽的理由讓我一時語塞。

　　回想起來，從大學開始起，爸媽和我的關係，隱隱約約中多了一種雙向的歉疚。

　　爸媽之於我，是給予得不夠。經濟上、智識上的局限，讓他們覺得未能為我提供更優渥的成長條件，因此常常陷入自責。有一次，我在微信群裏分享了幾張朋友從小到大的照片，媽媽半晌才回復：“看著照片不由得留下了淚，因為我沒有給你留下童年的紀念，很對不起你……”不能説沒有遺憾，但這種自責在我看來是不必要的。當我即將中考，媽媽騎車送來魚湯，褲子卻被磨破時;當我大學畢業未找到工作，爸爸説“別怕，大不了我養你”時;當我聽力受損、迷茫無助，爸爸説“寧願遭遇不幸的人是我”時;當我追隨男友到了他的城市，媽媽説不管在哪別忘了家人永遠是你的依靠時，我只有感恩。

　　我之於爸媽，則是報答得不夠。一直以來我們接受的成長教育是：光耀門楣、出人頭地，做對社會有價值的人。因此，我也萌生了一種虛幻的“使命感”，整個青春期都被理想主義的泡沫籠罩。現實總是大過想象，我並沒有像爸爸希望的那樣考上北大，雖然努力工作但離財務自由還差了幾百萬房貸。成為有錢、有閒的中産階層，已是最真切的盼望。我知道我不是那種“成大事的人”，但卻羞于承認自己的平庸。有時我會想，把自己視為一個普通人，是種解脫，還是種推脫?

　　其實，背負著愧疚感生活，爸媽和我都是不自覺的。社會文化的熏陶和圈子社會的攀比，拉低了我們的自信。尚未習慣的情感表達，讓我們對彼此的存在與付出缺乏肯定。但我知道，我們都珍視這段親子緣分，生怕不能為彼此做得更多，這已經夠了。如同詩人穆旦説的，“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成為普通的父母，普通的孩子，又有什麼大不了呢?這不是無能，而是清醒。至少我們已經盡全力了。

　　下次回家，我要告訴爸媽：“很幸運成為你們的女兒。你們不欠我什麼。至於項鏈，如果喜歡，我會自己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