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歷時三年,中英合拍首部孔子題材的大型紀錄片《孔子》。2015年4月,總導演兼製片人閆東與英國導演Hugo McGregor在拍攝現場溝通
《孔子》,世界了解儒家文化的窗口
——該片呈現了儒家學説的概貌,並分析了儒家理論如何在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復又興起及其對後世的深遠影響。這是一部製作精良,貼近時代的紀錄片,吸引人一氣看完。對於想要了解孔子的法國觀眾來説,不失為一個入門的選擇。
記者:據了解,中國與英國合作拍攝的紀錄片《孔子》,2016年9月17日在法國Arte頻道黃金時段播出,並於9月25日、28日兩次重播。該片播出後在法國觀眾和文化界引發關注,並且取得良好反響。《孔子》的創作方式可以説是別具一格,採用6+1模式——1集90分鐘的國際版與6集國內版,獨立存在,而且先完成國際版。這一方式在國內尚屬首次。眾所週知,《孔子》這一題材非常難啃,曾有重量級的導演幾次開機,卻最終沒有拍成,可見拍攝的難度之大。在此,向您——這部片子的總導演——表示衷心的祝賀!
閆東:法國Arte頻道是歐洲紀錄片專業頻道,觀眾大多是法國和歐洲社會的白領階層,是法國人認可的影視紀錄片高大上的藝術殿堂。
《孔子》這個題材的世界關注度的確很高,不容易做好。我沒有先做國內6集的長篇版,而是先做一個90分鐘的國際版,是因為我認為從做完國內版然後剪輯出一個國際版的方式,註定走不進國際市場。國際化的表達,是角度、定位、思維的問題,無關篇幅長短。
我把英國團隊全部建構在我的團隊裏,我們開了幾十次北京與倫敦間的電話會議,每次一事一議,能談兩三個小時。我還請他們在英國倫敦做調研,帶著他們去四川、山東、北京等地調研。實地走訪了大量與孔子有關的遺跡,與上百人進行座談。影片中呈現出來的人物故事,是從這些海量的採訪、座談中篩選出來的。在前採過程中,英方導演要克服語言障礙,與不同職業身份的受訪人面對面交流,這樣他們才能真實接觸到中國的百姓。例如影片中坐火車回家的務工者,在孔廟工作的年輕學者,在石化公司上班的員工,英方團隊都在前期花了大量時間與他們共同工作、交流情感,奠定了彼此的信任,才能夠在鏡頭裏自然流露感情。同時,我還為英方團隊安排了多次和知名漢學家交流的機會。孔子和儒學是一個太深厚的話題,他們需要大量地補充知識,才能轉化為影像呈現。前採對他們來説,是必需的學習過程。片子可以放大哪些部分,這是價值觀的體現,是由導演思想決定的,因此,所有創作始終在我的把控中。幾乎所有重要的現場我都在場親自把關,不放過任何細節。可以説,我用心血在拍攝。走進孔子的過程,是情感深埋理性思考的過程。我這樣的年紀與閱歷,得做出能夠留得住的片子了。
首播後,法國文藝評論家艾蓮娜?羅謝特在《電視全覽》雜誌上撰文稱,這部紀錄片致力於勾勒出這位“以德治國”理論家的坎坷人生,並著重表現這位聖人如何根據其生活的時代特徵來構築其思想體系。該片從孔子門徒的記述和司馬遷寫的傳記出發,呈現了儒家學説的概貌:一位結合了道德指令、尊重先祖價值觀和同理心的學者,並分析了儒家理論如何在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復又興起。
“這是一部製作精良,貼近時代的紀錄片,吸引我一氣看完。”法國中國電影節技術與選片顧問龍愛樂(No?l Garino)這樣描述自己的觀影體會。他認為,該片在講述歷史和注重文化的同時又反映當代中國的面貌,因此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法國巴黎周易中心主任、漢學家夏漢生認為,該片對於想要了解孔子的法國觀眾來説,不失為一個入門的選擇。他表示,儒家思想不僅在當代中國仍具有生命力,在當代法國亦然。孔子的很多提法,例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求諸己”、“過而不改,是為過也”等都為世界文明作出了貢獻。孔子的某些思想也與西方文明不謀而合,堪稱全人類的老師,對西方社會同樣具有借鑒意義。
記者:這部片子的創作是中英雙方共同合作、彼此融合的,對於跨國際、跨文化合作,難免會碰到製作理念、文化認同等方面的分歧與摩擦。作為製片人兼總導演,怎麼面對?
閆東:面對孔子這樣一位“至聖先師”,我們是小學生。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攝製組是由中國和英國的創作人員共同組成的,合作過程就鮮明地體現了“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中方與外方的差異,體現在文化傳統、社會價值、美學標準、歷史評估等各個不同方面,但是大家的專業精神和對藝術品質的追求是一致的,傳承儒學文化,開展中外交流的目標是一致的。無數次的越洋電話、會議和對話,終於在不斷地交流、論辯、切磋、磨合中逐步取得一致,順利完成拍攝製作任務。雙方在合作中有更多的包容和接納,就能創造出更為廣泛的合作空間。
記者:孔子被尊為中國人的“萬世師表”,但對西方國家的觀眾而言,卻是抽象而遙遠的。讓外國觀眾了解他、認識他、崇敬他,您是如何做到的?
閆東:採訪深入是我們的傳家寶。攝製組的足跡遍佈國內的各個省市,同時還有美國、英國等地。有關孔子的影視資料很多,但是我們仍然堅持去現場拍攝最鮮活的第一手素材。
我們採訪了很多孔子的後人,比如從事家譜修訂的七十七代孫孔德明,致力於儒學教育國際化的七十六代孫孔令濤等。採訪了很多海外學者、國際知名的儒學大家,例如杜維明、安樂哲、黎瑞智等。另外,還採訪了很有典型意義的普通人,例如北京四海孔子學校的師生,山東曲阜北東野村村民及2015年來自世界各地參加清明家祭的孔子後裔。
在表現手法方面,採用最本色的手法呈現。全片的結構分為“孔子其人”、“傳奇”、“哲學”、“至聖先師”、“傳承”、“當今”等幾個不同單元。不追求文學上的由淺入深,淺入淺出,在白描般的質樸影像語言中,講一些看似平淡而意義深遠的生活小故事。例如在清明時節,全球各地的孔子後裔代表一同在孔林舉行盛大的祭拜儀式。與此同時,曲阜一個普通的孔氏人家,三代人一起,帶著瓜果茶糖來到孔林給他們逝去的親人掃墓。同樣的時間和地點,莊嚴肅穆的集體祭拜儀式與溫暖輕鬆的家庭重聚交織出現。正是這些真實生動的段落告訴我們,孔子並不只是遙不可及的古代先賢,他依然鮮活地存在於中國人當下生活的方方面面。
同時,由英方導演來講述孔子的故事,對我們來説,也是一次將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過程。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細節,在西方人的視角看來,都是珍貴而有趣的人類學資料。比如高考前的學生來到孔廟祈求好運,這個行為在前採中就非常打動英方團隊。追求更優質的教育是全人類共通的情感,中國的高中生在如此重要的考試之前來到孔廟,這正是孔子形象在文化習俗中的體現。這個故事在任何一個國家的觀眾看來,都是能夠理解與認同的。
記者:表現孔子思想的《論語》,通篇皆是古漢語。對於古代漢語,當今很多中國人都不易理解,如何讓外國人看得明白,並産生興趣?
閆東:這是我們遇到的比較大的一個難題。對此,片中採用了較多的搬演手法。我統計了一下,搬演鏡頭大約有20分鐘左右。雖然是搬演,我們也力爭在演員形象、場景佈置、情節發展,著裝佩飾等各方面有充分的歷史依據,使歷史事件盡可能真實地再現。比如在拍攝孔子臨終前這一幕時,負責再現拍攝的導演最初安排,扮演孔子的演員在哀嘆完“哲人萎乎”後,就倒下以示離世。但英方導演在現場對照著司馬遷所寫的《孔子世家》,敏銳地發現原文為“後七日卒”,因此這麼演不符合史實。他及時與再現導演溝通,糾正了演員的表演。片子播出後,很多觀眾一下子就記住了搬演中的人物與事件,看來這種方法是合適的,是成功的。
對於搬演的佔比,最初中英雙方有分歧,我力求説服他們接受。我認為搬演部分應確定為20%而不是50%,因為故事應在深層次進行表達,表面不需要那麼堅硬張揚,儒家文化推崇的就是如此。需要一定比例的搬演再現,是因為得讓觀眾對孔子的形象和狀態有基本的了解,孔子的出身、家族、成長、遊學、週游列國等,包括幾個春秋大戰爭的場面資料都是搬演的。有了這些再現內容,觀眾會加深對孔子歷史情境的認識,否則年輕觀眾很難找到孔子生活的時代感。我少用大的特寫,儘量製造氛圍來講述。紀錄片人要提高自己講述故事的能力,紀錄片已經向經典歷史電影邁進。這些他們也慢慢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