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存3問題 分配不公致收入差距偏大

　　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佔比偏低

　　從收入法核算的GDP看，在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佔比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在此期間，統計口徑的調整，是其原因之一。即便考慮這一因素，勞動者報酬佔比偏低、下降過快等問題依然比較突出，影響了居民消費的增長。近年來我國儲蓄率持續上升，主要是企業儲蓄上升的結果。企業儲蓄率1992年為13.3%，近年超過20%。對於居民來説一定程度上不是消費相對少了，而是收入水平相對下降了。

　　從國際比較看，在初次分配中我國勞動者佔比明顯低於發達國家，而企業盈餘則明顯高於發達國家。世界重要經濟體的勞動者報酬在GDP中的份額近年一般介於50%到57%之間，比我國2007年39.7%的水平高10~17個百分點。而這些國家的企業營業盈餘介於20%~25%之間，比我國31.3%的水平低6~11個百分點。

　　收入分配不公平導致收入差距明顯偏大

　　城鄉間、行業間、人群間收入差距擴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平等問題比較突出，也是我國當前收入分配中老百姓反映最強烈的問題。

　　城鄉差距是導致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198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1.86倍，2007年時達到3.33倍的高位。這説明，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依然反映的是城鄉差距問題。

　　行業間收入差距問題日益突出。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各行業間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除了行業特徵和技術密集等合理因素外，當前我國行業間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壟斷因素導致的。

　　二次分配的收入調節效果不明顯。1990~2005年基尼系數從0.35上升到0.45,2008年進一步上升到0.48。最高20%的收入組的收入相當於最低20%收入組的8.3倍。這説明二次分配既沒有在總量上改善居民的收入狀況，也沒有在結構上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只是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差距拉大的速度。

　　公共服務支出在政府總支出中佔比偏低

　　國際經驗表明，隨著一國發展水平的提升，政府公共服務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呈現逐步上升趨勢。特別是人均GDP在3000美元至10000美元階段，隨著居民消費逐步由耐用品消費向服務消費升級，公共服務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將顯著提升。以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三項主要公共服務為例，國際平均升幅達到13個百分點。其中，教育支出保持相對穩定，而醫療和社會保障支出分別大幅增加了4個和10.7個百分點。當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後，政府公共服務支出佔比將逐步趨穩。

　　雖然經過近年持續加大投入，我國政府公共服務支出總體仍然不足。2007年，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三項公共服務支出佔政府總支出的比重合計只有29.2%，與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國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國家相比，分別低13.5和24.8個百分點。其中，醫療支出比重分別低4.7和8.2個百分點；社會保障支出比重分別低9.9和18.3個百分點。我國醫療和社會保障支出不足問題十分突出，在主要經濟體中僅略高於印度的水平。我國政府教育支出總量儘管達到了較高水平，但也存在資源分佈不均衡等問題。

　　由於政府公共服務支出總體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的收入來支付快速增長的教育、醫療、社保等支出，不僅擠壓了居民的其他消費增長，而且強化了居民的謹慎預期，降低了居民消費傾向。以2007年為例，我國城鎮居民用於教育的消費支出比重為6.4%，而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不到4%。其中，德國和英國分別為1.l%和1.5%，美國和日本分別為3%和4.2%。我國城鎮居民用於醫療衛生消費支出比重為7%，而發達國家平均不到5%。公共服務具有明顯的收入再分配作用，政府公共服務支出不足成為我國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居民消費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歸結起來，我國現有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確有要素稟賦、發展階段、國際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是體制性弊端是根本性原因。

　　一方面，初次分配過於“親資本”，勞動者報酬佔比總體偏低，而且行業間差別過大，使廣大居民相對沒有錢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不足，政府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公共服務和社會安全網不健全，使得有錢也不敢花。居民“沒錢花”和“有錢不敢花”正是當前收入分配格局引發的內需相對不足的癥結所在。

　　另外，由於對內開放不足，金融、電信、電力、石油等基礎産業，教育、醫療、文化、出版等服務業，社會資本和民營經濟依然難以進入，結構性供給不足問題同樣突出。高收入群體消費意願不足和低收入群體支付能力不足同時並存，有效供給不足與有效需求不足同時並存，成為制約我國內需驅動增長和長期經濟平衡發展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