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的優勢在慢慢減弱，黃髮靜這個鏈條上的華人經銷商在不斷減少。開始，訂單基本來自海外的華人華僑。目前，在黃髮靜的客戶群裏，這個群體基本消失了。

　　“現在製造領域民營企業可以用舉步維艱來形容。”然而，如此艱辛的現狀，在黃髮靜認為，跟入世沒有任何關係，“入世利大於弊毋庸置疑，如果沒有加入WTO組織，諸如之前歐盟CR法規不公平條例，你連抗爭的機會都沒有。”

　　黃髮靜是溫州日豐打火機的董事長，全球知名的打火機大王，中國打火機一行業龍頭企業， 90%以上的産品出口歐美和日本等國。

　　同時，黃髮靜是中國第一個站起來抵制歐盟CR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先驅。黃組織並直接參與中國打火機行業推翻歐盟CR法規中的不平等條款，捍衛了中國打火機行業的整體利益。

　　適應規則：抗訴歐盟CR法案

　　《21世紀》：入世之前，對國際競爭有過什麼樣的認知？

　　黃髮靜：CR法案前期發生的問題，我是在2001年10月5日，接到了函件，告訴我，歐盟也正在擬定CR法規，接著中國加入WTO。我的考慮是，可能中國入世會讓歐洲等一些發達國家感覺到壓力。比如發達國家對來自於中國産品的價格、數量等方面，可能感覺到對他們會有衝擊。

　　《21世紀》：歐盟祭出CR法案這件事，讓你對國際規則有了哪些更深的認識？

　　黃髮靜：現在很多的人碰到説起此事，都把歐盟CR法規説成是反傾銷。其實兩者完全不同，反傾銷屬於關稅壁壘，小範圍的影響，而法規是立法層面了，可以堂而皇之大範圍設置貿易障礙。

　　加入世貿組織10年，對於國際貿易及市場的遊戲規則，從無知逐步走向成熟。

　　比如，以美國市場為例，1994年針對中國産品制定了CR法規，當時中國人就沒有任何反抗，連反對的意識都沒有。當時中國不是WTO成員國可能沒資格交涉，正因為如此，當時美國的立法過程中通過僅僅只需三個月。這對中國打火機領域是致命的一擊，因此在1994年美國CR法規實施後中國出口到美國的打火機急劇下滑70%左右。此後，溫州的一位唐先生，還因為對法規的無知，打火機運到美國港口被查而遭受牢獄之災。

　　其實這個法規，是嚴重違背了TWO TBT協議。因為歐盟CR法規把一個産品的價格作為安全的標準界限這是非常不科學和不公平的。所以，我們為了維護中國産業的根本利益，也為了推動公正的世界貿易秩序，我們站起來與歐盟相關機構進行嚴正的交涉。這也是中國有史以來民間的力量首次反擊國際不公平貿易條款而取得勝訴案例。

　　《21世紀》：在打這個反傾銷官司時，你對西方人，以及西方人做事的方式，有什麼樣的看法？

　　黃髮靜：歐盟設置CR法規之後，又提出反傾銷指控等等，説明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意識比發展中國家要濃郁和強烈。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成本等因素使出口商品的價格相對便宜，這對發達國家的相關産業有一定的衝擊。何況有一些政治因素致使發達國家對中國的出口貿易設置諸多的障礙。他們會充分利用技術、衛生、環保等的方面設立貿易壁壘，以此來抗衡中國的某些優勢。

　　西方人的行事風格是，表面看起來很講道理也有禮貌，實際上是自以為聰明、詭計多端。比如，CR法規就是明顯的例子。他們打著維護兒童安全的幌子，好像中國的出口企業沒有保護消費者及兒童安全的意識與責任。

　　相對而言，我承認中國的某些産品的檔次是要低一些，其實任何一種商品都有高中低之分，檔次的不同並不意味著産品的質量不合格。咱們的打火機，早就在1994年就完全根據ISO9994質量安全標準來製造了。而且在2001年國家相關部門就把打火機納入了法定的檢驗。同時進口商也會對中國的相關企業依照國際相關標準進行驗貨。

　　《21世紀》：這個官司打贏了，對你日後的事業有哪些啟示？

　　黃髮靜：當今的國際經濟形勢及中國的出口貿易的現狀應該説是相當複雜的。作為中國的企業家，以及相關企業應該努力學會以WTO的規則來行事，對於西方發達國家設置的種種貿易壁壘，我們既要反對不合理不公平的部分，同時也要努力提升自己，坦率地説，所謂的市場競爭其核心就是實力的較量。最好的結果是能夠實現雙贏。我們的正確思想不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所以在解決貿易爭端方面我們也應該學會某些方面的妥協。

　　危機時代與溫州模式

　　《21世紀》：如何理解入世之後溫州、義務一些小商品的價格戰？從長期看，是否損害了溫州企業的競爭力？

　　黃髮靜：溫州和義烏的經濟格局是不同的，溫州是一個傳統産業及輕工業比較發達的地區，比如説眼鏡、打火機、服裝、皮革等等，而義烏現在已成為中國小商品集聚的批發中心，所以説溫州和義烏同為浙江重要的經濟區域。關於價格戰，溫州義烏都有，不存在誰損害了誰，當然我很討厭價格戰，尤其在中國出口貿易上，依賴價格來取勝或者説所謂的價廉物美這種傳統觀念應該要改一改。價廉物美在一定的時間和範圍是一種優勢，但這種所謂的優勢也是目前誘發貿易磨擦的導火線。

　　《21世紀》：從2008年到現在，浙江包括溫州在內的中小企業不斷面臨挑戰(原材料、人力、匯率)，日豐是如何應對的？完成企業升級轉型的關鍵是什麼？

　　黃髮靜：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對我們行業來説最大的問題是歐美發達國家的市場急劇萎縮。當然長三角和珠三角所遇到的困難是不同的。珠三角外資和港資的企業比較多，金融危機來了，很多的企業老闆都離開了，導致了一些企業關閉，外來務工人員失業。而浙江的特徵是草根經濟，因此所遇到的困難與珠三角地區不同。

　　我們日豐公司當時為了維護社會的穩定與眾多企業一起作出承諾，保證在一年內不裁員不減薪，我們做到了。當然在美國、在歐洲及日本的打火機市場還沒有完全復蘇，這是外在的困難。原材料漲價、勞動力成本的大幅度提升、人民幣匯率的升值、中小企業微型企業的融資難、稅賦重等等，在這幾年集中發生。

　　所謂的應對困難本身就是企業家應有的能耐與責任，具體怎麼應對三天三夜也講不完。而所謂轉型升級我是比較看重升級，而不懂轉型。我也問過很多經濟專家，問他們“轉型”的真正含義是什麼？我都得不到一個清晰明確的解釋。有人把轉型理解為轉行或者轉移，這我就太認同。打火機不做，皮鞋不做，服裝不做，大家都去做IT産品，大家都去做房地産，大家都到西部開煤礦，這就不好了。我所理解的轉型升級正確的指導思想應該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産業升級。

　　《21世紀》：當下政府和企業應如何攜手，讓中小企業度過危機？

　　黃髮靜：企業要突圍。這麼多困難像個包圍圈。政府不能代替企業，但政府可以支持企業突圍，當前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提供好的政策和營造好的經濟發展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