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自1998年初國家信息産業部成立以來，中國電信市場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制度變革。首先是政府部門的職能由過去的親自經營電信業務，轉變為純粹的行業監管部門，在電信市場實現了政企分開；其次，電信市場結構由過去的獨家壟斷經營，轉變為多家運營商的彼此競爭，實現了電信市場的去壟斷；其三，競爭的引入，刺激了電信企業的産品創新，實現了電信産品的多樣化，掀起了以技術創新為先導的産品創新浪潮；其四，電信行業迅速發展壯大，成為了對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影響巨大的行業。然而，如何看待和評價中國電信市場的這一變革過程，一直存在著相互矛盾的觀點。一方面，人們承認電信改革打破了行業壟斷，規範了政府行為，取得了較大的經濟效果；另一方面，人們又認為變革帶來了電信市場的無序與惡性競爭，導致了電信資源的浪費和效率的損失。這兩種顯然彼此矛盾的觀點，反映了人們對效率概念的混淆。

　　  從福利經濟學的觀點看，效率是指以最小的社會成本代價獲得最大的社會經濟産出。衡量效率的標準尺度是社會總福利貢獻，它包括消費者剩餘、生産者剩餘和外部性效應等三項指標。在社會總福利中，消費者剩餘處於根本的位置。消費者剩餘越高，説明市場的競爭程度越充分，市場競爭越有效。而生産者剩餘和外部性效應則處於從屬或者派生的位置。只有通過定量地分析社會總福利——特別是消費者剩餘——在數量上的變化，才能對我國電信市場變革的效果作出相對科學的評價。

　　  對於中國電信市場的效率問題，之所以存在十分不同的認識，關鍵就在於人們對效率的認識角度不一致。許多學者主要是從電信運營商——即生産者——的角度來衡量市場效率的，而把消費者的利益放在了受忽略的位置。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做法，因而必然會得出本末倒置的結論。然而，對於中國電信市場的消費者剩餘問題，目前還缺乏正規而系統的研究，還沒有可以信服的定量估計。為此，本文擬從消費者剩餘的角度，對中國電信市場的效率問題進行定量的估計和分析，以期對中國電信市場的變革效率給出一個相對科學的評價。

　　  對消費者剩餘的研究，是經濟學領域的一個傳統課題。通常的消費者剩餘研究方法有兩種，一種方法是基於Marshall需求函數的消費者剩餘估計，另一種方法是基於Hicks需求函數的消費者剩餘估計(Jehle & Reny, 2001)[1]。二者的差別在於後者考慮了價格變化所産生的消費者效用變化。兩種方法各有利弊，如果採用Marshall需求函數來估計消費者剩餘，其優點是在計算上比較簡便，缺點是不能保持消費者效用水平的不變；而採用Hicks需求函數來估計消費者剩餘，其優點是能夠分離出消費者效用水平變化對消費者剩餘的影響，缺點是在計算上比較複雜，並且存在初始價格點的選擇問題。因此，不同的學者出於不同的考慮，推薦採用的方法也就不一樣，如Hausman(1981) [2]推薦採用Hicks需求函數，而Nicholson(2005) [3]推薦採用Marshall需求函數。從實用的角度考慮，本文認為Nicholson的建議更具合理性，因此擬選擇採用Marshall需求函數來估計消費者剩餘。

　　  要研究消費者剩餘，首先要科學地估計市場的需求函數。關於電信市場的需求函數特別是消費者剩餘的定量估計，目前的正式研究文獻尚不多見。Hausman(1997) [4]曾對美國移動電話市場1983年的消費者剩餘做過估計，其估計結果是，Marshall價格彈性為0.506，Hicks消費者剩餘為498億美元（1994年價）。Burnstein(2005) [5]則估計過美國洲際長途電話市場的需求函數，其估計的Marshall價格彈性為0.835，但是他沒有估計相應的消費者剩餘。Hausman和Burnstein都是採用標準的兩階段固定效應法來估計Marshall需求函數的，本文亦將採用這一估計方法。國內學者也曾嘗試估計過中國電信市場的Marshall需求函數，但是由於所選用的計量分析方法不恰當，或者供分析的數據結構不合理，得出的結果缺乏説服力。至於有關中國電信市場的消費者剩餘問題，則尚未見到公開文獻的報道。

　　  本文的後續結構如下：第二部分，介紹中國電信市場的改革發展歷程；第三部分，介紹消費者福利的測算方法；第四部分，介紹研究數據結構與來源；第五部分，對中國電信市場的消費者福利進行定量的測算；第六部分，分析中國電信市場消費者福利的來源；第七部分，研究結論。

　　  二、中國電信市場的改革發展歷程

　　  參考陳衛華(2005) [6]、劉燦(2005) [7]、鄭奇寶(2005) [8]、Loo(2004) [9]、Yu(2004) [10]等人的觀點，我們認為，中國電信市場的改革歷程，可以劃分為如下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993年以前的行政性壟斷階段；第二階段，1993-1997年的改革嘗試階段；第三階段，1998-2001年的市場結構重組與定型階段；第四階段，2002年以後的市場化運行階段。其中，第二階段是衝破堅冰的階段，第三階段是改革的實質階段，第四階段是反映和體現改革效率的階段。

　　  中國電信市場最初的改革嘗試始於1993-1994年間。當時，一方面是基於“入關”談判的考慮，長期封閉和壟斷的中國電信市場已經成為“入關”的障礙，開放電信市場已是國際大勢所趨。另一方面，更為主要的是基於提升國內電信行業運營效率的考慮。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信息技術的爆炸式發展，人們對通信服務提出了更高的消費要求，消費者需要更多、更快、更好和更加便利的現代化通信服務。然而，當時處於封閉和壟斷狀態的中國電信市場，已經不能滿足人們新的消費需求增長，因此，來源於國內的改革電信市場的呼聲日漸高漲。於是，中央政府在1993年首次出臺電信改革政策，將電信市場的部分業務向國內企業開放。1994年1月，中國吉通通信有限公司（簡稱“中國吉通”）成立；1994年7月，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簡稱“中國聯通”）成立，標誌著中國電信市場壟斷格局的堅冰被打破。但是，由於當時的政府部門職能未能理順，以及電信投資的規模效應，“中國聯通”等新進入的企業步履維艱，直到1997年底，“中國聯通”的市場份額尚不足2%，中國電信市場尚未進入實質性的競爭階段。

　　  中國電信市場的實質性改革發生在1998年以後。進入1998年，隨著“入世”壓力的與日俱增，以及刺激消費、擴大內需的宏觀經濟目標所需，深化電信市場的改革已經成為政府工作的當務之急。於是，1998年3月，中央政府利用政府機構改革之機，撤銷了具有“準企業”性質的郵電行業主管部門，新組建了獨立於企業的行業監管機構——國家信息産業部，由國家信息産業部負責國內電信市場的結構重組。從此，中國電信市場的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首先是行業巨頭“中國電信”在1999年2月被一分為四，“中國移動”和“中國衛通”從原“中國電信”中獨立出來，原“中國電信”的無線尋呼業務被整體併入“中國聯通”。隨後，1999年8月，中國網絡通信有限公司（簡稱“中國網通”）成立；2000年12月，中國鐵道通信信息有限責任公司（簡稱“鐵通”）成立。2001年12月，“中國電信”再度被分拆為南、北兩大電信集團，南電信繼承原“中國電信”的名號，經營南方21個省市自治區的固定電話業務；北電信併入“中國網通”，經營北方10個省市自治區的固定電話業務。至2001年底，一個全新的中國電信市場基本成形，在這個市場中，基礎電信運營商由“中國電信”、“中國網通”、“中國移動”、“中國聯通”、“鐵通”和“中國衛通”構成，即俗稱“5+1”的市場結構；另外，還有數千家電信應用服務提供商。

　　  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是，中國電信市場的改革是否達到了提升市場效率的初始目標？一般來説，衡量市場效率最為直觀的指標是，市場的産量水平與價格水平及其動態變化。如果市場的産量水平在持續增長，價格水平在持續下降，我們就説市場的效率在持續提升。

　　  首先，我們來考察中國電信市場的産量水平及其動態變化。近10年來，中國電信市場的業務總量即均衡産量，經歷了一個指數式的快速增長過程。按照2000年價格計算，從1998年到2004年，中國電信市場的均衡産量由1562億元，迅速增加到了9148億元，六年時間翻了2.55番，或者説經過六年時間産量增長了486%，年均增長率高達34.26%（如圖1所示）。從福利經經濟學的觀點看，産量的強勁增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電信市場整體效率的顯著提升。

　　  其次，再來看中國電信市場的價格水平及其動態變化。在市場産量快速增長的同時，電信産品的均衡價格一直在持續走低（如圖2所示）。按照相對價格計算，中國電信産品的平均價格在1998年為1.17，到2004年下降到0.57，六年間下降了51%，年均降價11.21%。從福利經經濟學的觀點看，價格的大幅下降，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電信市場整體效率的顯著提升。

　　  通過上面的直觀考察，可以初步認為，無論是從市場産量的角度，還是從市場價格的角度，中國電信市場正在經歷一個效率不斷提升的過程，這種效率的提升貫穿于中國電信市場的整個改革歷程之中。當然，要想精確地回答中國電信市場的效率問題，我們必須借助於定量評價的手段。本文的目的就是從消費者福利的角度，來定量地測算中國電信市場的效率變化，為回答中國電信市場的效率問題提供科學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