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各位來賓，上午好。今天我想就花十幾分鐘時間，主要想談三個話題。很短的話題。第一個是如何理解今天發達國家所面對的國債、財政赤字和發展的挑戰。第二個就是發達國家，特別是歐美，短期的經濟發展前景，第三個話題就是發達國家經濟的長期發展前景。
　　那麼第一個話題，我剛才説到是怎麼樣理解今天的這些財政赤字和國債危機這種局面，第一個，我想要説明的一點，實際上今天我們看到的這種局面更多的是現代福利國家，現代大政府主義的一種必然的結果。當然我講的這個可能是講得話題比較大，具體來説如果我們去看一看，比如説中國乾隆時期，那個時候的政府大概有多大？那麼大致在乾隆中期，1766年前後，那個時候朝廷一年的稅收，一年的財政稅收大概是4900萬兩銀子，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那個時候在北京一個工匠大概一年，就是每個月大概可以賺二兩銀子，一年24兩銀子，所以那個時候4900萬兩銀子朝廷的稅收，相當於兩百萬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也就是説那個時候的朝廷，是多麼專制，多麼不管老百姓的生活，但是不管怎麼説，為了支持整個乾隆朝廷一年的開支只需要花掉兩百萬個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實際上那年財政有盈餘，如果從1766年從19世紀中期轉到今天，我們去看一下當然中國是，大家都知道現在稅負非常重，去年2010年按照初步估算去年預算內的中國的財政稅收是相當於4.3億城鎮居民去年一年的收入，相當於去年，相當於14億中國農民的純收入，原來的話朝廷的開支，稅收只需要兩百萬個北京人就可以支持，那麼今天是在中國是需要4億多城鎮居民的一年的收入才可以支付得了政府預算內的財政稅收，當然中國的情況是這樣子，如果我們把今天的美國政府的財政開支，財政稅收跟乾隆時期做一個比較的話，那麼大致上像今年和去年是需要7000萬個美國人一年的收入去支持美國聯邦政府的開支，如果按照人口來做一個比較，今天的美國是正好3億人口多一點，跟乾隆中期的中國人口幾乎是完全一樣的，所以那個時候中國朝廷只需要花掉200萬個北京人一年的收入，而今天美國政府儘管我們説是美國是小政府、大社會最典型的國家，但是也要花掉7000多萬美國人一年的收入。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我們很能夠看到，就是隨著現代政府的規模，而不管是通過各種福利項目，還是通過政府介入經濟和社會的方方面面的領域也好，使得現在政府越來越大，必然我們看到的結果是財政赤字和國債餘額會越來越高，這個是我想講到的第一點。
　　圍繞第一點，我想還有特別對於中國人來説可以做一些參考的，就是在我們理解今天美國高國債、高財政赤字這樣局面的時候，實際上如果我們看到美國過去五六十年財政稅收的變化的情況，那麼大致上在1960年的時候，美國的企業稅，所有的企業在1960年交的稅，大概相當於1960年美國GDP的4%，去年2010年美國所有的企業加在一起交的稅是相當於美國GDP的1.8%，所以在過去60年，美國企業的稅負是砍掉了60%，如果我們看一看老百姓的稅負的情況，個人和家庭所交的稅在60年的時候，大概相當於美國GDP的8%，那麼到今年是相當於美國GDP的6%，所以在過去60年，尤其是過去15年，美國的財政稅收佔GDP的比重總體上是下降的，那麼相對而言，中國的財政稅收從1995年的時候，大概是按照預算內的財政稅收算的話是相當於GDP的11%，那麼到去年全年，去年全年預算內財政稅收相當於GDP的21%。在過去15年裏面，相對的財政稅收的負擔翻了一倍，跟美國的情況正好是相反的，一個是越來越低，稅負越來越低，另一個是稅負越來越高。所以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能夠看到中國之所以出現了"兩低一高"的局面，就是低國債、低財政赤字，但是高稅負。在這樣一個高稅負，稅負越來越高，尤其是越來越高的大趨勢之下，中國財政赤字很低，國債餘額很低一點都不奇怪，那相對來説美國正好是相反的，"兩高一低"，稅負很低，而且是越來越低，但是必然的一個結果是國債和財政赤字會越來越高。所以對於兩個國家做一個比較的時候，我們多少能理解，之所以美國今天的局面是像我們看到的那樣子，而中國的財政和國債餘額的狀況遠遠比美國更好，這一點不奇怪。
　　因為一個國家是基於把更多的財富、更多的收入留在民間，另外一個國家更多的是把收入和財富往政府的手裏面去轉移，所以必然導致兩種不同的局面。
　　那麼從這個，剛才我講到中國是"兩低一高"，美國是"兩高一低"，就是高國債、高財政赤字，但是低稅收。歐盟國家的情況，實際上是跟中國和美國都不一樣，歐盟國家是"三高"的局面，是高國債、高財政赤字、高稅負。按照最近的統計，大概今年歐盟國家整個稅收相當於歐盟國家的GDP的41%左右，美國大概把聯邦政府的財政稅收和地方政府的財政稅收加在一起，今年大概是美國GDP的24%，而中國今年預算內和預算外的財政稅收全部加在一起的話，大概是GDP的35%這樣一個水平。所以從這些數字，當然我知道，我講的這些數字可能有一點太多了，大致上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點，就是如果我們想知道未來幾年歐美國家大概的經濟的發展的路徑會是什麼樣子的話？大致上歐盟國家挑戰非常大，甚至可以説歐盟國家的經濟在未來幾年，就像剛才劉主席講到的，不下跌會非常難，因為它的稅負已經很高，佔GDP的41%。這樣一來的話，使得歐盟國家要麼為了減少財政赤字，為了減少目前國債危機帶來的衝擊，他必須要麼加稅，要麼減少財政開支，加稅的空間幾乎沒有，減少財政開支必然對歐盟經濟帶來非常大的負面的衝擊，相對而言美國政策選擇的空間比歐盟大很多，主要原因是因為美國財政稅收只佔GDP的24%，是非常低的。當然我知道美國主要是共和黨的這些議員，堅決不讓民主黨的議員和奧巴馬總統把稅收方方面面的幅度往上調太多，所以就造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共和黨和民主黨僵持之下，使得美國財政赤字和國債餘額很難往下降，但是我覺得這並不是一件壞事，這也是我經常跟國內一些朋友經常提起的。
　　在一個非常尊重私人財産，非常堅信還富於民的國家、政客看來，徵稅、加稅是非常嚴肅的一件事，而不是隨意幾個政府官員就可以決定，就可以把房産稅或者其他稅種，新的、沒有存在的推出來，或者把既有的稅率往上調。從這個情況短期來看，美國經濟儘管會遇到一些挑戰，但不像我們在媒體上看到那麼悲觀，因為我經常來往于美國和中國，每次一到國內看中文的報紙和看中文的電視的話，你會覺得美國真的是水深火熱，但實際上生活在美國的人，尤其是生活在紐約周圍的人，像我就住在紐約周圍，你根本不會感覺到太多的水深火熱，實際上還是非常欣欣向榮的，只不過GDP的增長速度只有2%左右，不是像中國8%、9%、10%那麼高，但是對於一個已經非常發達的社會來説，2%的增長速度未嘗不可，因為最終改善生活的質量、生活的品質更應該是社會所追求的。
　　那麼下面我想花幾分鐘時間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於發達國家的經濟持久的一些判斷或者一些思考。因為我們知道今天包括一些學者在國內也很容易談到國家負債太多，國家財政赤字太高，我們很容易會認為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但是我想跟大家説，如果你換一個角度來思考，也未必是一件壞事。我們可以從好幾個方面來看，第一，從很長遠的歷史來看，就是如果回到古希臘、古羅馬，公元前200年左右的古羅馬和古希臘，我們可能會以為今天的西方國家財政赤字很高，國債餘額很高，欠債很多，好像是現代西方社會才有的事，其實根本上不是這樣子。最早在公元前200年的古羅馬，那個時候按照一些估算，那個時候的古羅馬，那個羅馬共和國政府，公元前200年前的時候，大概政府負債是當時GNP的60%左右，當然比今天歐盟國家的政府負債水平平均百分之八十幾要低一些，但是因為那個時候債券市場、資本市場並不是很發達，所以負債，國家負債相當於GDP、GNP的60%，對於那個時候的政府來説應該是很艱難的。但是跟古羅馬、古希臘相對應的漢朝的中國政府盈餘是非常多的，還有那些中東的，現在我們熟悉的中東國家，印度等等，在那個時候公元前200年前的時候，總的來講，皇帝朝廷的國庫裏面，銀子、黃金很多，財政盈餘也很高，當然我們從公元前200年推移到現在，我們可以發現公元前200年負債非常高的古希臘、古羅馬的這些國家，今天都是發達國家。而當時國庫裏面存銀子很多，財政盈餘很高的這些中國、埃及、印度等等這些傳統的、古老的國家，今天還是發展中國家。
　　如果我們説公元前200年太遙遠了，那麼近代怎麼樣呢？如果我們回到公元1600年，明朝快要結束的中國的話，我們又可以看到一個跟今天完全一樣的局面了，今天我們説發達的國家是政府負債纍纍，財政赤字很高，而發展中國家沒有什麼財政赤字，也沒有什麼國債餘額，其實400年以前，在16世紀結束的時候，如果大家去看一下經濟史的資料的話，那個時候的局面跟今天完全一樣的。印度也好、日本也好、中國也好，還有埃及、伊拉克等等那些傳統的古老國家，那個時候都是政府非常富有的。而那些西歐的英國、荷蘭、意大利的那些城邦國家，還有西班牙那個時候都是負債非常重的，政府負債非常重的。當然我們如果從400年以前又往今天推移的話，我們又發現一個什麼局面呢？400年以前政府負債很多的這些國家今天是發達國家，而當時很富有的這些國家今天反而是發展中國家，剛才説了這個話，我昨天聽我一個侄女跟我説，我母親88歲，在湖南農村，前幾天給她打電話，説在電視上她聽到了，説美國現在沒錢了，問我侄女説，那你叔叔怎麼辦呢？大家想會是什麼樣子，就是因為我母親看電視，也許看得太多了，所以她得到一個印象，好像聽説美國政府沒錢，就以為整個美國國家社會都沒有錢了。但是其實我們知道，政府有錢和社會有錢，或者説政府沒錢和社會有錢這兩者可以同時存在的。
　　那麼今天我們又面對的局面，跟400年前、公元200年以前的局面又是一樣的，發達國家負債纍纍，發展中國家負債並不太多，財政有盈餘，到底怎麼樣解釋，怎麼樣理解欠債和財政赤字並不必然使得一個國家衰敗，使得一個經濟衰敗，當然因為時間關係，我不多講。
　　我主要是想給大家做兩個不同的解釋，就第一個解釋，如果我們把今天美國的國家和社會的負債和資産負債結構也好，跟中國的國家和社會的資産負債結構做一個對比的話，那麼大致上在一個很宏觀的層面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就美國政府借債很多，像中國要發很多國債，希望中國中投和外匯管理局去買很多國債，但是美國資産結構是因為政府負債很多，把更多的投入和財富留在民間社會，尤其是留在企業，讓企業和民間社會做很多的股權投資，包括在中國、在印度、在巴西這些發展中的新興市場國家在做很多股權投資，那麼我們可能會説這有什麼優勢呢？尤其把美國這種資産負債結構跟中國做一個比較的話，中國的資産負債結構跟美國正好是反過來，民間、社會和企業留下的錢和收入很少，更多的收入和財富都在政府，在國家的手裏面，由此帶來的結果是什麼呢？不管是外匯管理局還是中投，還是其他代表國家的投資機構相當多的錢都是去買各個國家的公債，更多的中國的財富是去投放到固定收益，每年只有1%、2%投資回報的錢，但是整個國家在股權投資這方面的比重是非常低的，所以一個國家是偏重固定的收益，一年只有1%、2%收益的這些投資品種，而更少的資金和財富是放在股權一類的投資裏面，而另外像美國的話是正好反過來，固定收益的投資比重，美國在全國的層面是很低的，股權一類投資品種是非常高的，十年以前美國家庭財富有70%左右都投資在股權一類，基金、股票品種裏面，而中國家庭股權投資一類佔的比重很少，在國家層面差不多也是這樣子。如果我們向前50年、100年，股權投資比重越高的國家和社會，50年以後、100年以後更有可能勝出的，因為根據歷史的資料，因為我是研究金融和資本市場投資，過去一百年、兩百年的歷史，大概哪一類型的投資更能賺錢的話，長遠來説絕對是股權投資要勝過債券一類的投資，這個是從投資結構的角度來理解為什麼政府負債很多，財政赤字很高，並不必然意味這些經濟、這些國家長久會走向衰敗。
　　另外一個，我想給了一個很重要的解釋，政府的財政赤字和國債對於約束國家權利，約束政府權利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個必要條件。為什麼古希臘、古羅馬還有近代的西方社會他們一方面是歷來舊政府經常欠債，政府經常有財政赤字，另一方面又有民主和法制，大家可以記住這樣一個道理，政府太有錢，政府的權利很容易不受制約的擴張，政府越是沒錢，財政赤字越高就逼著這些政府不得不聽資本市場投資者、參與者的話，對資本市場，對大眾社會的評判，對政府的評判會非常的敏感，因為説到底，沒有錢的政府，欠債的政府，總是需要去借債，才能夠把財政赤字給渡過去，只有在政府對於資本市場有需求、有需要，對社會有需要的時候，政府的權利才可能願意讓步給民間權利，所以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所以要我看的話，西方發達國家還會有一段時間的折騰，沒有幾年是下不來的。但是這些折騰是一種必要的人類社會自己糾錯，自己把政府的權利做到關進籠子效果的一個必要的過程。
　　好，謝謝大家。

　　陳偉鴻：好，謝謝陳志武先生，我們當然也要感謝前面為我們做主題演講的各位嘉賓。我想他們的遠見、他們的洞察力，是我們在這個變革的年代最渴望的一份智慧，讓我們再次把掌聲送給他們，謝謝。
　　好了，那麼我們今天2011CCTV全球財經論壇主題演講的部分到此就暫告一個段落了。
　　謝穎穎：不過接下來還有更加精彩智慧的碰撞和對話。我們每位嘉賓桌前面桌上都有一個調查表，希望大家能夠認真填寫之後就放在桌上，到時候會有專人來收取大家的這些建議，不過接下來我們通過一個短片來了解一下在梳理2011年全球經濟變革，也同時展望一下2012年的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短片之後我們馬上進行精彩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