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綱：在世界動蕩的經濟中我們討論全球發展的動力。作為中國學者，我想繼續前面幾位的話題，探討中國繼續發展的動力。毫無疑問，就目前來講，非常重要的一個動力，就是改革，就是制度的突破。大家知道，有的時候事情往前發展走不動的時候是因為出現了瓶頸，現在中國有很多很多問題，包括我們的教育不夠、我們創新力不就，都可以説是短板，但現在特殊的短板我想又到了制度上。最初十幾二十年我們改了很多，我們創造了很多條件，中國經濟發展了一大塊，我們做過過去三十年的研究，改革在當中，改革和開放在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現在來看，下一階段發展的動力，我覺得又是到了體制改革這個問題上。那麼最近這些年因為世界經濟動蕩，大家可能對宏觀經濟的問題、宏觀政策等等問題比較關心，我一直在講這些問題和改革的問題應該是並行不悖的，這是屬於兩套問題，一種是短期抑制波動，這叫短期宏觀政策這一類問題。另一類是改革，是結構調整、是發展教育、是改善基礎設施等等，這是長期問題。但是短期和長期兩個不應該衝突，應該並行不悖，一方面促進長期的發展，一方面促進改革，如果忽視了長期的問題，長期問題也可以叫做深層次問題，那麼你總在那裏調整短期的這些問題，而最後可能會失去了長期增的動力。中國經濟，宏觀經濟基本穩定下來之後，我們軟著陸現在正在實現中，2012年也許基本實現軟著陸，我們通貨膨脹也基本得到抑制的時候，我們現在就應該強調我們思考長期的問題，我們思考深層次的問題，我們加大改革的力度，用改革使我們的增長可以進一步持續下去。
　　前些日子，前幾年有一種説法，説認為中國改革都改得差不多了，我們的體改辦、體改委都已經取消了，好像今後再發展改革也不是動力了，但是我們看一看還有大量的東西需要改，我們可以想象如果都改了，這些瓶頸都取消了，我們還有多大的創造力能發揮出來，多大的市場潛力能發揮出來。今天由於時間關係我們不多講，我沒有在這方面做了演講，我著重講四個方面的改革，第一，所有制和企業制的改革。這些年應該説我們改了很多，民營企業得到了發展，佔到GDP70%，從90年代末就佔到70%，同時抓大放小，同時改了很多國有企業，也改了很多小企業，國有企業改革確實關注利潤，因此這些年我們看到國有企業也越來越掙錢，而且越來越強勢，在一定意義上這是改革的成果，這是這些新國企跟舊國企已經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而且國企在有些問題上也起到穩定經濟的作用。但是我們回過頭來仔細思考思考這個改革是必須的，這個發展也是一個重要的階段，但是我們要認識到一個經濟的活力，它的可持續的活力在於能不能使千白萬人發揮創造性、發揮企業家精神，像剛才劉總所説的千百萬個企業家能從中國發展起來，能夠成長起來，這就需要民營企業制度的發展，民營企業家的發展，民營企業的更大的發展。計劃經濟最後走入死衚同，是因為最後扼殺了千百萬人的創造力，而我們要想在下一步世界市場競爭中使經濟進一步發展，使我們在世界上繼續保持我們的競爭力，就更需要這樣千百萬人在市場經濟的競爭環境中能夠真正成長起來。而這個根本的制度是民營企業制度，國有企業在整個經濟當中可以佔一席地位，特別在經濟穩定當中起到一些作用，但是根本的動力來自在競爭行業當中和各個領域當中的民營企業的發展。在這方面，應該説還有大量的事情可以做，如何進一步保護私有産權？如何進一步打破國有的壟斷？如何降低民營企業進入各個産業的門坎？如何對中小企業，這是産生，任何企業都是經歷過中小企業，都從中小企業形成的。如何對中小企業採取更好的鼓勵發展的措施，包括待會兒要講的減稅的問題。如何正確地對待清理一些過去的所謂原罪的問題，特別比如説稅收，偷稅漏稅，過去在政府也沒有認真徵稅，沒有強化徵稅措施的那個徵稅制度的時候一些偷稅漏稅的這種所謂歷史遺留的問題，使得大量的民營企業輕裝上陣，能夠更好地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競爭，包括跟國有企業的平等基礎進行競爭，如何使政府的政策更少地干預這些微觀主體的行為，保持自由定價制度，能在中國起到基本的配置資源的作用。我想這些市場經濟的基本問題，基本應該建立的制度，我們還有很遠的道路。
　　最近一個時期，由於市場經濟出現這種危機，經常出現波動，我們講得多了一點，這是經濟學家也應該講清楚的，市場經濟不是十全十美的制度，市場經濟很可能出問題，幾百年的市場經濟都是波來動去，經常會出危機，經常出金融風暴、經濟週期等等，但是真正使市場經濟有活力，我們仍然要走市場經濟的道路，特別在微觀層次上，我們在宏觀上可以加一些管理、加一些監管，但在微觀層次上如何減少對微觀行為主體，對民營企業的干預，這些問題應該進一步提上議事日程，使中國市場經濟制度得到更大的發展。這是第一。
　　第二，政府行政體制的改革。這個我不多講，這裡面的事情有很多，但是我想講，只講一個大問題，我們能不能在今後這一兩年裏面再一次徹底清理一次各個部門干預微觀主體行為的各種制度，把各種各樣的審批重新思考一遍，重新研究一遍，它到底需不需要？把政府的精力真正轉到一些公共監督的問題，比如説食品監管，比如説一些安全問題，比如説一些環保問題，而不是去干涉企業的微觀行為。最近我們國家領導人也講了這樣的話，我們要減少對市場經濟主體的微觀行為的干涉，我們各種各樣的規章制度，我們過去清理過，那麼是否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按照法制的原則，我們現在跟過去不一樣，過去法制體系還不是很健全，現在法制在逐步健全的過程當中，那麼在法制的這種基礎上我們如何進一步理順市場和政府的關係。不細講，這是第二大的問題。
　　第三，金融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我們這些年應該説穩定發展，在世界金融動蕩過程當中，我們中國金融基本穩定，我們的銀行體系也好，我們的外匯體系也好，我們經歷了這些波動，我們加強了監管，這是我們的偉大成就。但是利率、匯率這些經濟變量畢竟是重要的市場經濟的變量，它要體現供求關係才能有效配置資源。而且中國在走向世界，中國在實現國際化，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可避免地在經受國際化的各種考驗，包括現在我們大量的外匯儲備，大量外資的資本的流動所帶來的各種風險，如何應對風險，我想一方面要加強一些監管，但是更好的辦法是進一步開放，使得我們的金融機構能夠有承擔風險和在風險中博弈，在風險中發展的能力，而不是用各種保護，使他們在溫室當中得不到真正的發展，競爭力得不到真正的提高。所以我想，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做更多思考，而且現在經過這幾十年的發展，包括最近這十幾年，我們金融改革、金融發展的成果，現在條件已經很不一樣了，比如説關於利率市場化問題，我們的貸款利率已經基本放開了，現在的銀行給企業，特別中小企業的貸款已經可以調到很高的程度了，現在唯一的沒有開放的是我們的存款利率，沒有存款利率，存款利率不提高，貸款利率光提高，銀行很舒服，但是銀行競爭力怎麼提高，銀行怎麼通過更好的競爭為大量儲戶服務，更好地為企業服務，而現在貸款利率已經放開了，就為存款利率的放開創造了很好的條件。應該説現在已經到了存款利率放開的好時機了，從對外經濟關係來講，我們的匯率最近大家看到可能已經趨於均衡，我們的外貿順差已經降到，今年經常順差可能降到3%左右，明年也許2%左右。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大量持有外匯儲備，我們的金融機構應該更加鼓勵民間個人和企業持有外匯和使用外匯到國外去進行投資，那這樣一個條件已經是大大不同於過去，説五年前、十年前我們所面臨的條件，然後我們監管部門應對國際市場的能力也在提高，所以我們也到了進一步開放資本和金融市場的時候，這樣也可以使我們人民幣可兌換的問題可以儘早地得以解決，使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使國民經濟在世界具有競爭力的這些挑戰，我們可以更好地應對。所以現在到了進一步解放思想，來開放金融的時候了，這是第三個方面。
　　第四，關於財稅改革，我不多講。財稅改革確實也是到了一個新的時候，我們過去沒有資産，我們過去居民只是掙個收入，因此過去的這些稅收都圍著GDP轉，稅收都是GDP上的稅收。現在我們過去幾年看到了資源會有很大收入，因此我們開始調整資源稅，下一步我覺得應該加強資源稅的徵收，同時建立財産稅制度。比如説房産稅，用它來抑制投機，用它來增加市場的內在穩定性，同時也可以緩解在財産方面的貧富差距的拉大，如果這些稅收能夠建立起來，那麼我們就可以做，在另一方面做減稅的文章，減誰的稅呢？第一，減個人的所得稅，特別是現在我們注重減的是低收入階層，如何減工薪階層比較高，中高檔的，所謂中産階級這一部分人的所得稅？學習借鑒世界上一些競爭力比較強的一些國家的經驗。然後降低像前面所講的中小企業的稅收負擔，使中小企業的發展環境能夠更好，同時在鼓勵環保、鼓勵創新方面，也可以通過稅收體制能夠做更多的事情。
　　這是四個大的方面，我今天著重講。然後再加上我們的土地制度也要思考如何改革，加上社保制度如何進行改革，方方面面，改革還有巨大的潛力，改革還能釋放出巨大的動力。所以我希望我們上上下下更多地思考這些體制改革的問題，使我們中國經濟能有持續的動力，在今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再有一個好的增長，中國才能實現我們現代化的夢想。謝謝大家。

　　謝穎穎：謝謝樊綱先生，就像剛剛樊先生所説，如何在全球變革當中尋找到中國可持續動力，確實要進行改革，在金融體制方面，還有政府的行政體制、金融體制等等改革方面，那這些改革要突破這個制度，是否需要一個全新的頂層設計呢？讓我們有請今天第四位演講嘉賓，我們著名經濟學家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陳志武先生，有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