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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明康:各位就圍繞尋找全球變革的可持續動力這個話題來説吧。從次貸危機開始到現在已經整整走過了四個年頭,那麼西方的估計,這次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的震蕩還會持續四年到五年左右。難怪西方講了我們將會看到一個失去的十年,我覺得這個判斷還是靠譜的,那麼目前最重要的,我想講兩點,就是要想尋找這個成長的動力,第一對危機後期的這個時代環境,我們應當有一個全面的認識。然後我想談一談,對於這一段時期裏面中國成長的戰略應該是什麼。首先我們看看危機後期的時代環境,怎麼來認識它?很多,今天我只想講四點:
第一點,就是世界經濟在未來的五年當中將逐步地恢復,但發達國家復蘇的預期是非常的緩慢,而且也會反復不已。
第二,在G20框架,二十國框架下面,新興市場體的經濟規模相對於G8將進一步擴大,而且會出現過去八大國的GDP在全球GDP的國家規模當中會出現不到一半的年景。
第三,世界經濟各個地區分別都面臨著有自己特點的新的風險因素,而且各個地區之間的風險的傳遞效應比過去要強。那麼我們可以看到歐洲最大的憂慮是什麼呢?各個國家基於對財政健全性憂慮,而統統採取了一個不得以的措施,就是緊縮財政。但緊縮財政的措施只要緊到一定的程度,那麼歐洲的銀行業也就完蛋了,就金融的風險會進一步的暴露出來。同時歐洲的經濟景氣在緊縮財政措施當中也會出現二次探底。
那麼美國長期以來佔GDP70%的個人消費和其家庭部門,目前都在縮小、削減杠桿率和資産負債表,這是導致美國經濟長期化疲軟的一個根本性風險。而新興市場資金的涌入和涌出,愛你和打你都沒商量,這是新興市場經濟體所導致新的泡沫産生和不斷破裂的一個重大風險。
第四個,在後危機時代我們看到整個市場的需求出現前所未有結構性的變化,政府的作用明顯地在擴大著,從自由化放寬管制和限制轉向用積極的財稅金融的措施去刺激整個經濟的復蘇和發展,並且每個國家的政府都使出渾身解數,積極參與與企業共同爭取機遇的政策。而企業作為市場上發展的主力,在全球開展業務模式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地區發生了變化,從歐美的市場更多的轉向新興市場,基本單一的市場,比如新興經濟體出口的高附加值産品主要是賣給歐美,現在這個單一的市場轉變為多元化市場需求的滿足,同時産業也在發生轉變,過去是跨國企業,製造業、汽車、船舶、電機,電器打頭陣,現在是以新能源、環保、水資源、糧食、醫療保健、旅遊以及娛樂文化等等。所以這個産業也是發生一個變化的。那麼我們就來看我們的成長戰略,我想至少在七個方面,我們必須要抓緊做功課的。
那麼根據剛剛的這些分析,我認為這七個方面。第一,就是我們的成長戰略必須要注意一下,就是我們企業的發展模式不行,這個企業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我們現在大量的企業都是依靠低成本去做中低端的製造,然後大規模地去進行銷售。最後沒有任何研製和開發的費用能剩下來給你做自主的創新。像這樣子一種利用低成本,勞動力成本低,水、電都低,土地也低的這種情況,而且政府推低這個成本,來鼓勵大家去做這個工業園區、開發區等等,然後去進行一個很低的低中端的一種製造。比如我們汽車行業,一輛車子能賺多少錢?大概基本上是國際企業的1/10左右,那麼你就留不出IMD去克服我們不會做中低速的發動機,以及所有的船用的重要的一些設備,所以這個我覺得我們馬上應當為數眾多統一模式政府推銷不行,所以這裡有三件事情必須要做。第一個,在未來幾年裏面中國應當鼓勵並且看到IMD的"I",就是兼併和收購,而且這個兼併和收購千萬不要搞形式,要強調兼併、收購的質量,也就是兼併、收購以後不應當允許多元化的重復建設再發生。第二個,在這個過程當中政府必須給予多種指導和幫助。第三就是我們一定要加強對知識産權的保護,加強法制,這個不是説哪一個人教我們應該這麼做,大家帶著一種抵觸情緒去做這個知識産權的保護,是我們中國這麼一個大的經濟體自己的必然需要。如果不做到這一點,我們辛辛苦苦、省吃儉用搞一點IMD,搞一點研製和開發自主品牌,一個月以後,山寨版就出現了,大家還有什麼積極性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國際企業現在是新標準化的戰略來取得自己的競爭優勢,我們必須去研究對技術和環保新要求,我們怎麼樣來更新我們國家的標準。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們現在的許多産品的標準還使用一個非常老套的國標,並沒有演繹世界上面現在對於産品綠色環保的要求,也沒有很好地演繹技術發展的要求。不完全是工業企業,包括社會管理,大氣檢測的標準也有一個需要極其,亟待更新來取得自己社會管理的比較優勢。
那麼第三個就是我們必須大力發展尋求新形式的企業間國際合作,要能夠在全球變革當中佔領新的市場,我們就必須要強調企業間的國際合作,不完全是我企業在裏面打,或者在外面"走出去",關鍵無論是在裏面還是外面都有一個怎麼尋求國際間企業合作共同開發的問題。
我舉一個例子,這個例子當然非常典型,就是南海。南中國海,我們是一個很嚴肅的主權問題。但是我們講各自爭議共同開發,現在南中國海域有一千多個鑽井,沒有一個鑽井是我們的,什麼原因?因為在深海裏面打油井沒有這個技術,那麼企業國際間合作非常重要,等到別人拉著張三李四在這裡合作開發,那麼最後各自爭議的是你,開發的是別人。
第四個就是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危機時期和後時期,整個國際企業法人稅負還是比較低的,較比其他競爭對手,政策性、結構性的減稅規模應當有所擴大。我們千萬不能只看表面的稅率,要看實際的稅負,中國的表面稅率是25%,台灣的表面稅率也是25%,那麼中石油實際稅負是23.6%,稍微低一點,他享受了一點。但台灣的表面稅率是25%所得稅,但華碩2010年只交了22%的稅,臺機電大家都知道做面板,只交了8.8%的稅,美國表面稅比我們高的多得多,也是很多人把它拿來作為理由不應該降稅,美國是40%,英特爾2009年只交了27.6%的稅,通用電器在過去十年當中平均只交了12.5%的稅。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那麼第五個,我們政府和我們企業都要團結起來,認真地推進自由貿易協定和TTP環太平洋協議的簽訂工作和促進時效的工作,這樣才能讓歐美主要高官稅品降到零,在多哈談判未果和無果的情況下,雙邊FTA和TTP是非常重要的,誰能講究這個東西,那麼誰就能得益很多。所以維持我們的競爭力,這必須是政府必須打頭做的事情。
那麼第六個就是人民幣的匯率、勞動力的成本,中國融資成本的變化,這些都使得我們,會使我們的生産基地向海外轉移高附加值的基地建設,這兩個東西之間的一體化是需要我們很好的頂層設計和統籌兼顧的,靠企業很難勝任這樣的一個應對之策。
最後,就是我想我們應當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方面要趕緊加強頂層設計和橫貫性管理績效的提高,現在社會管理上面很重要的命題叫做橫貫型管理,中國可以看到之所以社會管理企業,生産發展的模式非常困難,就是當我們碰到很多部門去協調批准一件事情,橫貫型管理績效的提高就成為一個重要的難題和課題,所以深化改革靠的是頂層設計,頂層設計在十七大的提出來,四中全會做了重要部署,現在已經是六中全會,過了好多年,所以我們的頂層設計和橫貫型管理的績效是非常重要,只有這樣才能把中國的改革引向深入,也能夠使我們競爭的動力保持不竭不衰,謝謝大家。
謝穎穎:謝謝劉先生的精彩演講,劉先生在主旨演講當中談到後危機時代的應急之道,不同國家面對這樣的危機還有不同的風險因素,面對這樣一個撲朔迷離的大環境,一個成功的有發展的企業又如何發展他的發展動力呢?讓我們有請第三位嘉賓,聯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柳傳志先生,有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