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于2012年3月17-19日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本屆論壇的主題為“中國和世界：宏觀經濟和結構調整”， 將圍繞宏觀經濟穩定與結構調整、財政政策與財稅體制改革、經濟內外均衡、科技創新等議題展開多視角、深層次討論。圖為德國國際合作機構總裁埃森布萊特發言。中國經濟網王蘇攝

　　中國經濟網北京3月17日訊（記者朱津津）德國國際合作機構總裁埃森布萊特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上表示，社會福利對於使經濟更具有可持續性非常重要，同時對於營造有更高教育水平的人口結構也非常重要，特別是經歷社會變化的時期，中國注重增長質量也重數量，營造和諧社會，這樣的一些政策目標會進一步的增加社會公允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的一些做法可以為其他國家效倣。經濟的進步不應該以社會和環境為代價，而且也不應該以犧牲這個國家對全球的責任為代價。

　　以下是埃森布萊特發言全文：

　　埃森布萊特：女士們，先生們，我非常容幸再次被邀請到經濟峰會，這是我第七次參加這個論壇，來參與這樣的重要話題討論。首先衷心的感謝中國發展基金會，並認可你們的工作，組織這樣的盛會，並且讓各界人士齊聚一堂。

　　全球經濟危機帶來翻天覆地變化，讓人們觀點轉變，很明顯的一點是現在我們面臨的不是衰退問題，而是一個現有資本主義體系危機問題，當然這不僅僅是一個左派觀點，德國一些保守媒體也在寫這樣的文章，朝這個方向暗示。是一個系統性的危機，因為主流的這种經濟模型或者傳統經濟學理論不能夠産生一個可持續的，包括是平等的一個發展的過程，第二我們看到了美國出現了戰略華爾街一系列的戰略抗議活動，這樣我們感覺到整個危機社會和社會不和諧的成本是什麼，這個過程社會底層的抵觸。我們在這樣的資本主義體系70年最大危機中希望得出什麼樣的結論，用一句話我們希望有一個新的社會市場體系的出現。

　　德國作為一個主要的出口國，也受到了危機的重大打擊，我們的出口行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損失，可以看到，我們的每個月出口的下降比其他任何7國集團國家損失大，儘管德國在出口方面有很強的一個敞口，但是仍然取得比較好的經濟表現。我想真正的答案來自於德國的機制方面的優勢，尤其是經濟和社會方面雙重機制的優勢，包括社會市場體系的建立，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模型，同時還包括人們共同分擔這樣的一個社會或者危機社會影響或者社會後果這樣的機制，實際上我們有一些國際方面的研究，發現德國的福利體系起到了很好的穩定劑和緩衝的作用，尤其在這樣社會性的生態體系方面發揮非常好的作用，還有比較靈活的勞工制度，同時減少工作時間的一些制度，危機到來後不需要太多調整。

　　這樣的自動調整機制讓整個的情況得以更多穩定下來，和其他國家相比波動性不大，哪怕現在歐洲的金融危機影響之下，德國仍然繼續表現比較卓越，經濟仍然在繁榮增長，在社會經濟體系之上，德國實現了3%的經濟增長，在我之前一個論壇上做的演講，我談到了一個社會市場體系的基本概念並進行了描述，因此我不會太多介紹這個框架的細節。我只想提醒各位注意，或者歐洲大陸和英美模式不同，社會市場體系更多是關於共識的建立，後者更多是個人慈善問題，這樣的關鍵原則可能了解德國為什麼有這樣的優勢，尤其為未來提供可持續發展的一個路線圖。這樣的一個模式可以幫助我們去克服非常嚴重的經濟危機。

　　第一社會和市場體系主要是基於社會團結的原則，就是一個社會所有的成員能夠保證對那些弱實群體提供更好更公平機會，實現共同生活水準的提高，包括在疾病、失業還有殘疾方面提供更好社會保障，讓弱勢群體保證個人尊嚴的社會水準，這樣的一個準則在社會法和相關的監管中有所體現，這樣在公平機會給予方面，相關的國家應該保證一個人不同的經濟和社會背景能夠獲得平等的機會，對那些社會底層人來説他們也能夠享受一定社會發展福利群體，這個過程中教育體系很重要。

　　第三更重要的，有這樣的一個社會生態的市場體系，整個市場和勞動力的成本通過社會合作夥伴關係得到了一體化，這樣可以實現動態的平衡，不管企業、民間團體還有僱員本身，勞動力本身對整個國家經濟政策進行相關討論和制訂。在這個過程中，在實施過程中也可以進行不斷的調整，再需要的時候避免社會不穩定情況的出現，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在這樣的社會市場經濟條件之下，效率的提高並不是唯一的目標，這個過程中還需要進行人類整體的一個扶持的改善，在這個過程中還要通過收入再分配實現更好社會福利的覆蓋。

　　要有社會契約來使那些弱勢家庭和群體納入進來，才能達到社會的公允。另外還要有一個統一的全局性的福利體系，剛才講到福利體系我們曾經講過，家庭的福利體系應該進行怎麼樣的融資，是否現在的模式是可持續的，是否可以延續到未來，這塊有機構方面安排，包括勞動力市場做法可能會影響人們創業的一種積極性，長期的一些趨勢對於社會保障體系也是有一定的壓力，我們推遲退休年齡，從65到90，09到2010年的政策及這個政策遭到了公眾的強烈反對。

　　這個反對程度從歐洲其他的成員國受到的這種對抗來説，我們應該是弱的多，實際上剛才講到的社會和生態市場經濟是一個動態的模式，這樣的一個平衡必須要在市場規則及人們社會中找到平衡，這是一個非常抽象的動態模式，複雜的模式，最重要的點就是我們要在經濟下行，在遇到經濟長期挑戰的時候能夠使人們繼續對這個體系有一個信息，而不是對這個體系進行猜疑。

　　我們最近德國做了一個調研，民意調查，有超過一半的德國人還認為目前2000年在我們東西德統一之後，從2000年到08年對這個體系滿意程度下跌8個百分點，現在重新有回升，即使我們遇到經濟方面困難，這個數據不斷增加，經濟危機怎麼樣找到可行解決方案，怎麼樣實現可持續的復蘇，這是我們經濟重新調整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可以説中國也是有這樣的一個目標考慮。

　　我們資本主義的弱化更加公允的系統減少社會人員流動的系統對中國有利，在中國方面，由溫總理帶領的一些人正在做這方面的設計，上周我們也開了兩會，對福利體系升級改造提出的一些意見，出臺一些政策對於營造一個更加高教育水平，更加公允的社會福利體系是非常有益的。另外就是要注重增長的質量，不是只注重數量和速度。要把中國打造高收入水平國家是“十二五”的規劃目標，這是完全吻合這個社會和生態市場的一個願景。剛才講到社會團結機會，社會夥伴關係這些做法值得借鑒。

　　總結一下，從現在開始，我想邀請各位來積極的分享以及積極探討如何應對這些挑戰，我想社會福利對於使經濟更具有可持續性非常重要，同時對於營造有更高教育水平的人口結構也非常重要，特別是經歷社會變化的時期，中國注重增長質量也重數量，營造和諧社會，這樣的一些政策目標會進一步的增加社會公允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的一些做法可以為其他國家效倣。經濟的進步不應該以社會和環境為代價，而且也不應該以犧牲這個國家對全球的責任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