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1年，海淀區檢察院就敢為人先，在北京市檢察機關最早辦理侵犯知識産權案件。

　　■知識産權檢察處專門“貼身”保護知識産權，將案件偵查監督、審查起訴、民行抗訴三合一，深化檢察機關提前介入職能，加大對上遊及源頭犯罪的打擊力度，同時注重侵犯知識産權案件的民行抗訴工作，引導受害人依法合理提出訴求。

　　■檢察聯絡員制度是由企業選任聯絡員，檢察院安排固定聯絡人接受舉報線索和法律諮詢，讓權利人和檢察院的聯絡常態化、制度化，也讓“打擊保護”和“服務保護”更及時、更“貼身”。

　　7月11日，中國打擊侵犯知識産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專項行動成果展網站開通，集中展示2010年10月到2011年6月專項行動開展以來所取得的成果。

　　在此次專項行動中，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成果豐碩。早在2001年，該院就敢為人先，在北京市檢察機關最早辦理侵犯知識産權案件。作為站在“中國矽谷”中關村背後的保護星，該院在知識産權保護的道路上已探索10年有餘。

　　今年4月24日，在專項行動接近尾聲之時，海淀區檢察院調集多名具有豐富知識産權知識和辦案經驗的檢察官，成立了專門的辦理侵犯知識産權案件的檢察處，將打擊侵犯知識産權和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高壓態勢繼續保持下去。這在北京市檢察機關尚屬首例。

　　從“打擊保護”到“服務保護”知識産權檢察處應運而生

　　邱志英是海淀區檢察院剛成立的知識産權檢察處副處長。她之前在公訴二處的知識産權辦案組，主要負責全院的知識産權檢察工作。

　　“中關村聚集了國內外近1.3萬家企業，大部分都從事的是高新技術産業，而我們的職責就是保護企業的技術安全和品牌安全。”邱志英説。

　　今年6月9日，邱志英剛剛作為知識産權辦案組的代表，參加了北京市檢察院和海淀區檢察院聯合召開的“加強對知識産權的司法保護，服務和保障十二五規劃實施”新聞發佈會。會上，她作了專題發言。這個發言，不僅總結了海淀區檢察院探索保護知識産權十年間的制度沿革，更梳理了他們辦理知識産權案件的理念脈絡。

　　“剛開始辦理侵犯知識産權案件，就把它作為一種類型案件，基本上是來一件辦一件。”邱志英説。那時，中國剛進入WTO，對知識産權的認識還不夠深入。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就案辦案”的工作方式開始逐漸暴露出缺陷。面對案件數量增多、案情逐漸複雜的新形勢，現有的辦案力量已經捉襟見肘。

　　2005年，借著檢察系統辦案專業化建設的熱潮，海淀區檢察院成立了侵犯知識産權案件專業辦案組，設在公訴二處，選派有民法、知識産權專業背景且辦案經驗豐富的主訴檢察官和事務官，承擔侵犯知識産權案件的審查起訴工作。

　　專業化辦案組讓案件審查起訴的時間縮短，打擊侵犯知識産權犯罪穩、準、有力。中關村科技園區的案件數量從此有了明顯下降，嚴厲打擊犯罪、保護“中國矽谷”的辦案理念逐漸在海淀區檢察院形成。

　　近年來，伴隨著網絡的普及，侵犯知識産權犯罪活動又呈現出新的變化和特點，如網絡犯罪突出，作案手段多樣，組織化、專業化趨勢明顯，隱蔽性強，查處難度大等。

　　如果僅依靠“打擊保護”，在犯罪分子遁形後亮劍，惡劣影響已經産生、傳播。只有營造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才能讓知識産權保護更有效更持久。於是，海淀區檢察院的執法理念開始由“打擊保護”轉化為“服務保護”。

　　正是在知識産權保護理念走向成熟、辦案力量和案件數量之間的矛盾卻越發突出的關口，知識産權檢察處應運而生。

　　知識産權檢察處專門“貼身”保護知識産權，將案件偵查監督、審查起訴、民行抗訴三合一，深化檢察機關提前介入職能，加大對上遊及源頭犯罪的打擊力度，同時注重侵犯知識産權案件的民行抗訴工作，引導受害人依法合理提出訴求。

　　“企業打侵犯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等民事官司，對結果不滿想要申訴的，可以直接找到我們知識産權處，我們具有抗訴權。”邱志英解釋説，“由於侵犯知識産權案件往往涉及大量專業知識，因而具有豐富的專業化辦案經驗的檢察官能夠更好更準確地回應企業的訴求。”

　　從“有力打擊”到“貼身服務”

　　檢察聯絡員作用不小

　　在中關村，國內外知名企業林立，且都視品牌為生命。他們擁有自己的品牌保護部門，並委託專業的代理公司，處理侵犯知識産權案件，實現全方位的自我保護。

　　王文欣是北京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他所在的公司是思科、微軟、諾基亞等多個知名企業的侵犯知識産權案件代理公司。從2003年開始，該公司就一直與海淀區檢察院合作。

　　據王文欣介紹，作為知名企業的代理公司，我們會密切關注所代理品牌被侵害的現象，主動蒐集線索、查找證據，適時向公安機關報案。然後由權利人提供相關鑒定書，出具旁證材料，並在物價評估時提供市場價格單。

　　“這種主動保護策略一直很有效，直到2010年5月7日，新的追訴標準出臺後，追訴標準從5萬元提高到15萬元。實際生活中，很少有銷假分子會囤積這麼多貨物，起獲的貨物價值要達到15萬元的追訴標準並不容易。”王文欣告訴記者。

　　追訴標準的提高讓積極打擊個案來維護品牌價值的企業，頓時變得束手無策。

　　企業和侵犯知識産權案件代理公司品牌保護觸礁後，海淀區檢察院決定加強與權利人的交流，共同研究對策。2010年4月，思科、微軟、聯想等近30家國內外知名企業齊聚海淀區檢察院座談，由此形成了企業與檢察院固定聯絡的紐帶——檢察聯絡員制度。

　　檢察聯絡員制度是由企業選任聯絡員，檢察院安排固定聯絡人接受舉報線索和法律諮詢，讓權利人和檢察院的聯絡常態化、制度化，也讓“打擊保護”和“服務保護”更及時、更“貼身”。

　　“這些年來，我們可以明顯看到海淀區檢察院辦案思路的轉變，從被動到主動。尤其是推行檢察聯絡員制度，吸納權利人的意見，這就賦予了知識産權被侵害人更多的溝通機會。”

　　檢察聯絡員制度建立後，海淀區檢察院經與聯絡員廣泛溝通，及時總結辦案經驗，向企業、侵犯知識産權案件代理公司等傳達了新的知識産權保護思路——北京地區的售假分子進貨渠道大部分來自廣東、浙江、福建等生産製造業發達地區，形成了“南産北銷”的格局。此外，家族式犯罪現象也越來越多。如果能將制假和售假結合起來查辦，通過售假分子牽出上線的制假分子，那麼起獲數量可能更容易達到追訴標準。

　　新的思路形成後，海淀區檢察院立即引導企業從假冒註冊商標入手，協助公安機關收集涉嫌犯罪分子的制假證據。這一思路，也讓企業維權之路柳暗花明。

　　大企業維權意識強、維權有方，但中關村的中小企業卻面臨著維權意識不強、維權無從下手的難題。“很多企業依靠一門核心技術行走市場，如果遭遇員工泄密，那對於這個企業來説就是滅頂之災。”邱志英認為，法治宣傳和提供更多的維權渠道是幫助中小企業維權的重要舉措。因此，海淀區檢察院為中小企業做了更多的保密協議相關法律的普及。

　　王文欣則看到，在中小企業設立檢察聯絡員，意義甚至比大企業更深遠。更多專業人士和辦案能手的支持，會讓中小企業的維權之路更寬廣，維權方式也更專業、更有效。

　　從“來案就辦”到“提前介入”“兩法”銜接形成保護合力

　　2010年7月5日，海淀區檢察院以銷售假冒註冊商標的商品罪，對犯罪嫌疑人趙某提起公訴。趙某一直以銷售假五糧液、假茅臺等各種假冒註冊商標的白酒、香煙進行非法獲利。當2009年11月4日趙某被抓獲時，公安機關起獲了近400件假冒註冊商標的商品，其中189條冒牌捲煙的標價達60余萬元，總涉案金額約20萬元。

　　案件移送到海淀區檢察院後，卻由於證據不足，先後兩次退補，辦案時間被迫拉長。

　　邱志英介紹説，侵犯知識産權案件中，大量是企業、代理公司或相關單位自主“打假”，蒐集一定證據後再移送公安機關。由於經驗缺乏等原因，大量侵犯知識産權的案子在初次移送至檢察機關時，都存在證據不足、不充分等問題，因而影響了辦案效率和效果。

　　針對這一問題，海淀區檢察院一方面進一步完善辦理侵犯知識産權案件提前介入機制，同公安機關建立聯絡制度;另一方面，建立全方位交流機制，加強多方聯動機制，大力推動“兩法”銜接，形成對侵犯知識産權犯罪的打擊合力。

　　2010年3月以來，海淀檢察院加強同中關村科技園區海淀園管理委員會、司法局、知識産權局、文委、工商局、煙草專賣局等行政單位的溝通聯絡，形成定期的聯絡會議制度，並探討建立保護知識産權統一的聯動平臺，為海淀區知識産權保護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

　　2010年底，海淀區檢察院與海淀區煙草專賣局簽訂了《辦理涉煙犯罪案件工作機制》協議，就案件進度溝通機制、案件取證方法等問題作出了詳細規定，明確雙方責任，加強溝通聯絡。

　　2010年4月26日，第十個世界知識産權保護日，海淀區檢察院舉辦了主題為“知識産權刑法保護的挑戰與策略”的法學沙龍。沙龍雲集數十家企業代表，並邀請了公安、法院、品保委(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優質品牌保護委員會)、知識産權局、工商局等部門參加，重點解讀當下打擊侵犯知識産權犯罪的熱點、難點問題。

　　時隔一年，當第十一個世界知識産權保護日到來時，沙龍演變為以中關村為主場的保護知識産權大型主題活動，包括發放宣傳手冊、舉辦知識競賽、上門開展法治宣傳及檢察開放日等，並且持續時間較長。“今年活動範圍廣、力度大，比單純學術性沙龍的影響要來得深遠。這正是我們想要的，以後還會再探索更好的途徑。”邱志英説。

　　十年的知識産權保護探索，六年的專業化辦案實踐，海淀區檢察院秉承“追求卓越、勇於創新、紮實勤勉、服務發展”的海檢精神，獲得了“辦理侵犯知識産權案件先行者”的新名片。

　　2006年至2008年，海淀區檢察院連續三年獲得品保委頒發的知識産權保護最佳案例獎;2010年，該院被品保委授予“2000—2010年中國知識産權和質量監督進步傑出貢獻單位”獎，成為全國檢察機關唯一獲此殊榮的基層檢察院。

　　口本報見習記者　張燦燦

　　通訊員　李子舟　楊涵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