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現場]專訪楊銳：反思歐盟模式 包容性增長

    中國網絡電視經濟臺海南博鰲訊（記者 龐帥） 4月14-16日，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年會在海南博鰲舉行，今年年會的主題是“包容性發展：共同議程與全新挑戰”，中國網絡電視經濟臺全程報道本次論壇並專訪眾多嘉賓對年會熱點問題進行解讀。中央電視臺主持人楊銳在接受中國網絡電視經濟臺專訪，以下為專訪實錄。

    楊銳：銀行裏面的代表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實際上中國已經逐步的在向這方面努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承認，這是我們包容性增長的一個很重要的主題，這是全球範圍內也是一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是什麼呢？我們是亞洲博鰲論壇，博鰲亞洲論壇，這個什麼意思呢？亞洲我們知道有一個非常成功的希望區域經濟組織，它就是（英文），就是東盟組織，東盟組織呢，它是十個成員國，而且在一年多以前呢，我們就是10+1，（英文），是東盟和中國大的，亞洲最具有強勁增長勢頭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簽訂了一個FTA，就是自由貿易區協定。

    但是呢，這實際上表現亞洲經濟區域一體化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一個重大的事件，但同時呢我們要看到亞洲本身，這個叫什麼，（英文），東盟組織內十個成員國，他們有（英文），有富裕的五國和窮的五國，富裕的五國我們知道，像新加坡、馬來西亞，這都是屬於很富裕的，他們自己內部要協調，要包容性的增長，你比如緬甸也是東盟的一個成員國，但他非常的窮，柬埔寨、老撾都是很窮的，越南，在這個東盟十國裏面都是很窮的。

    那麼在這個裏面，他們的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樣，而且在亞洲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文化多元性，然後各國的政治體制不盡一樣，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根據歐盟一體化的模式，來建立自己的東亞經濟共同體，（英文），或者是（英文），10+1或者10+3，10+3就是東北亞三國，中日韓與東盟十國，完成這樣一個亞洲的經濟一體化，是以歐盟的一體化為例。

    但實際上歐盟這次發生的主權債務危機，在南歐一些國家，諸國家發生的那樣一個主權債務危機，給我們提供了非常燦坤的一個警醒，一個警示恒言吧，就是説你的貨幣政策上去，你的財政政策必須要跟上，不然的話各國缺乏財政監管，大量發生政府的預算赤字，就是説得直白一點，就是亂花錢，花啊花，花得自己負債纍纍，這種情況下讓歐洲央行來救，德國非常不高興，因為他是歐盟裏最強勁的經濟。

    這種情況讓我們反思，亞洲如果以歐盟為模式來促進經濟的一體化，包容性的增長，我們必須強調，亞洲遠離歐盟一體化的那種可能性，一種前景，但是我們未雨綢繆，我們要先把人家的那些教訓拿過來我們好好研究一下，所以後發展有後發展的優勢，中國屬於後發展的一個新興大國的代表，因為中國毫無疑問超過日本，成為第二大世界經濟體。

    但是我們知道包容性增長在國內還有一個意義，國內意義就是什麼呢，我們（英文），人均GDP排名世界一百位以後，那麼國富民窮，國進民退這樣一個令人尷尬的局面，中國政府，中國領導人已經意識到了，我們要轉變經濟發展的模式，要調結構、保增長，然後實行比較穩健的、謹慎的貨幣政策，你看連續在提高存款準備金利率，然後連續提高利率，這樣的話減少市場大量的流動性，再加上房價高企，大宗商品的居高不下，這些都使得中國政府認為，我們必須要減少由外貿和投資主導的那种經濟發展模式，那種廉價勞動力，勞動密集型的高污染、高儲蓄，這樣一種不好的經濟發展模式，要把它變成什麼，以國內消費為主的這樣一種新型的經濟發展模式，那是不是我們就告別了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産業呢？那不是，中國有自己的國情，我們畢竟有13億人口，我們畢竟有三四億農民工來到城市裏尋求他們的生存希望，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要考慮的國情。

    話雖如此，我們必須要提高自己在國際産業鏈當中的附加值的位置，讓我們在知識經濟的時代，在IT經濟的時代，要提高我們經濟的含金量，這樣呢還要提出要創新，這樣講起來會講很長很長的時間，所以包容性的增長，抑制通貨膨脹，是緊密相關的兩個話題。

    記者：楊老師，您作為一名觀察者，博鰲十年來，您認為它對亞洲經濟，甚至中國經濟它帶來了怎樣的好處和推動？

    楊銳：博鰲亞洲論壇它是一個非官方，非盈利，定期的、定址的一個半官方的一個論壇，它呢實際上是立足亞洲、放眼世界，歐美兩大洲紛紛把亞洲的崛起，世界的財富由西向東的轉移，看作是二十一世紀整個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經濟大的變革，大的這個變動的一種新的里程碑式的現象，那麼博鰲亞洲論壇，作為亞洲最重要的論壇之一，提供了這樣的機會，讓各國領導人，特別是亞洲的領袖們聚集到這兒，工商界領袖、政治家、學界領袖齊聚一堂，就中國和亞洲共同面臨的發展中的問題，來建言獻策，平等地交流，尋求共贏發展，我覺得這是中國集思廣益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年一度4月份第三個週末這樣一個論壇的機會。

    中國應該説是在經濟發展這一塊是相當的民主，高度的民主，但也高度的集中，因此體現了亞洲東方發展的模式，它的特點，就是高效率，然後呢，是政府主導的這樣的，而且亞洲的這個企業家精神讓歐洲、西方企業家刮目相看。

    在博鰲亞洲論壇上我們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我們本人就採訪了好多的企業家，還有亞洲一些領導人，包括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馬來西亞前總理巴達維和他的前任馬哈蒂爾博士，我都採訪過，當然前秘書長龍永圖先生我也採訪過，包括周文重大使我也專訪過，我採訪了如此多的風雲人物，各國政要，我的感覺是各國的眼光齊聚中國，聚焦中國。

    隨著中國的快速的經濟增長帶來的是什麼？是責任，所以我們在沾沾自喜的，興高采烈地討論著，過去的32年中國如何受益於一個開放的國際經濟，國際政治秩序，國際金融秩序的同時，我們還要考慮到在我們坐擁將近3萬億巨大的外匯儲備的同時，我們是負有國際責任的，用英語講叫（英文），你知道吧，就是説你不能只是談論我如何去受益於什麼什麼，而不願意去付出，這被認為是自私的。

    那麼現在呢，儘管我們的人均GDP非常的低，但是畢竟人家説你的總量非常大，總量大，那麼政府官方控制著大量的採訪，人家説你得支援我，你得給我優惠政策，你得給我免除債務等等等等。

    那這樣一來的話呢，我覺得中國可能進入二十一世紀，它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政府、人民、企業家共同思考，什麼叫責任，沉甸甸的責任二字就擺在了我們國家的面前，就是我們在討論亞洲的發展，亞洲博鰲論壇給我們提供了哪些好處，哪些建議，整個開放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對我們有多大的好處，同時必須要清醒地認識到，是時候了，我們一定要考慮到自己的責任在哪兒，好，謝謝您楊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