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下午消息，以“關注增長質量，掌控經濟格局”為主題的世界經濟論壇2011年新領軍者年會(即第五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于9月14-9月16日在大連舉行，新浪財經進行全程直播報道。以下為“管理全球經濟：新環境”會議嘉賓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發言實錄。

　　主持人Nik Gowing：全球經濟治理這個話題，也是我們接下來一個小時當中三位發言人主要圍繞的話題。我們今天在場的發言人是戈登布朗，以前是英國首相，現在仍然是英國議員，還有寶辰集團首席執行官，還有楊榮文先生。現在我們看到已經出現了一個惡性的循環，我們現在需要能夠解決全球經濟以及金融環境當中的政治功能紊亂的問題。還有 UBS的一個交易員，因為挪用20億資金被逮捕，後來發現其實是有超過500億都沒有很好的找到它的出處，因此過去幾年的問題我們現在還有，世界銀行業曾經説過，我們現在是總體環境進入創傷時代。金融時報上周也提到過，我們現在到底怎麼樣能夠更好的讓全球經濟和政治發揮效果，加強它的效果，我們其實是有政治能力能夠做正確事情的。

　　楊榮文：談到沒有決策，也沒有政治的勢能你有什麼樣的觀點，現在來看全球力量的結構，就是從由美國所主導的世界變成了一個越來越是多元化、多極化的世界。原先我們都是看到老的架構，建立在美國的基礎上，但是現在美國的基礎在搖搖欲墜，現在我們要把老的教堂進行修復。我覺得現在不太現實，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這種力量平衡的變化。兩天之前我們聽到了溫總理講話，中國現在還沒有準備好領導世界，中國只會發揮它的作用，而且中國也不希望被別的國家領導。現在的現實是在不同的地方存在一些不同的運營系統，他們每一個都要找到自己內在的平衡，包括歐洲、美國、中國，每個國家的平衡都要自己找到，包括權力、責任都要平衡起來，這個是世界的政治格局。而且有些時候是相互之間可以聯絡起來的，可能問題不是靠某一個單獨的地方就能解決的，因此我們要加強協調，而且彼此之間也要尊重。

　　同時，我們也要承認，各個運營系統在他們各自深層結構方面是各不相同的，中國一直有他自己內在的系統，跟美國、歐洲都是不同。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把這個大教堂重新建好，是寄予了抬高的期望，它裏面部分的結構都是有自己責任的。就是説可能自己都是有自己的運營系統，而我們現在在全球這個大系統當中，我們還要相互之間去負責，而不要過分的干預各自的運作。

　　主持人Nik Gowing：你覺得政治上面有沒有能力做出正確的事情？

　　楊榮文：我們需要協調，需要20國峰會，因為恐怕沒有其他的機制討論這些問題，而且這些問題討論起來肯定是非常混亂的，這就是全球混亂的權力結構的現狀，而且我們看到的確是需要一些機制來解決這種混亂的局面。同時，這種平衡必須要重新的達成，但是我們去調整的時候，會有痛苦，不可能把這種痛苦轉嫁給其他人，或者是轉嫁到全球的系統當中去。我們不能夠在這個系統當中，把我們的痛苦傳遞給鄰國，或者説是轉嫁給國際組織。首先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要做好他自己內部深層次的改革。

　　主持人Nik Gowing：你們國家剛剛進行了選舉，政府遭受了打擊，看起來大眾對你們的信心不像過去那麼強了。講到治理的時候大眾到底期望什麼，奧巴馬在未來14個月當中還要進行大選，公眾現在的觀點到底是什麼？當然我們現在在政治方面對於全球經濟治理方面，都有很多需要做決策的，我們現在到底要做什麼？

　　楊榮文：我們看到現在有很多新的情況，還有很多不同的階層，很多機構都受到了衝擊，因為過去保護他們的現在都受到的衝擊，所以我們可以獲得很多信息。不管你是在教堂，還是大的企業、大的政府，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新加坡也是經歷了這個過程。適合於老的階層的領導力到現在適合網絡信息的階層，有很多不同的變化，我們必須要適應這種變化，我相信我們是能夠做成功的。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們都是在全球的環境當中，要隨著全球發展。剛才布朗談到了全球協作和結構重組的問題，全球協作要麼幫助我們進行深層次的結構重組，要麼使得我們更加困難。全球的重組應該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要有一個國家內部的重組。

　　我曾經在北京看到一些新加坡的學生，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全局觀。比較一下英國的本科，還有包括美國的本科學生和中國的本科學生，我可以説這裡的學生非常非常的努力，他們很聰明，他們也已經是面對了很多世界的變化，他們下定了決心一定要有更強的競爭力。你想想一下在全球化的環境當中，全球化在全球各地都是一樣的，也就是説希臘、美國，包括武漢、新加坡的工人，他們都會遇到同樣市場力量的衝擊，這裡面可能會有一些摩擦，但是全球化是影響到每一個人。就是説對於這種重組來講，對於很多國家是沒有辦法逃避的，必須要經歷這個過程。這個重組會帶來一些痛處，可能也會對國內政治帶來一些波動。我覺得需要全球協作，全球協作的呼籲能夠幫助我們延緩痛苦，但是從長遠來講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協作的話，這個問題會更加嚴重。沒有全球協作，國家內部的重組也會越來越困難。

　　主持人Nik Gowing：我們在財政上可以做的事情，有哪些是政治上不能解決的？

　　楊榮文：回到中國這個話題，中國肯定會做符合中國利益的事情，中國肯定不可能通過它的消費去拯救世界，中國政府肯定首先要對自己的國民負責。所以我想我們要有有一個國際架構，然後每個國家都在符合他自己利益基礎上相互之間合作，在這個架構當中去做事情。如果我們通過壓力威脅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

　　主持人Nik Gowing：下面是觀眾提問時間。

　　觀眾提問：我來自香港的PCCW，我的問題是問布朗先生的。我們昨天晚上看到ACB和其他的央行一起希望能夠推動整個的流動性，在三年之前其實央行也在做同樣的舉措，三年之後你覺得這個政策效果會不會衰減，你覺得這是我們採取的真正工具、政策嗎？

　　布朗：08、09年的時候我們進行干預，是因為銀行有問題，然後2011年現在我們並不是在干預，因為現在並不僅僅是銀行的問題，而是政府的問題的，這就使得問題越來越複雜。毫無疑問歐洲的央行是非常重要的，能夠幫助我們解決短期的問題。但是我們必須還得先有一個政治的協議，就是到底誰還做什麼事情，到底怎麼樣來拯救歐洲的經濟，這些事情是需要有政治決定的。因此，歐洲央行肯定是很重要，它現在要解決的問題跟08、09年要解決的問題不一樣，現在的問題更嚴重。因為08年的時候政府可以干預解決銀行的問題，而2011年銀行的問題已經延伸到政府，所以我們需要更好的解決方法。我自己覺得，即使是在現在，整個歐洲的穩定性基金已經開始發揮它的效益，4千億是不夠的，還沒有辦法幫助我們解決問題，我們需要更多更好的協作，從而幫助我們真正的有更多的資源推動經濟的增長，説不定還需要國際支持，包括IMF的支持。所以我真的認為溫家寶總理的建議，我覺得中國是能夠幫助世界經濟的復蘇，發揮它的作用。但是我們必須要解決銀行的問題，解決歐洲經濟增長的問題，還有更加長期的財政問題。

　　觀眾提問：非常感謝你全面的分析了應該要怎麼做，然後我們去做一個現實的分析，就是説實際會産生什麼樣的狀況。我覺得目前狀況非常緊急，但是又需要時間。我同意你的觀點，就是説我們會有很多的痛苦，會有一種慢慢的調整，可能也會有一些混亂，同意我的説法嗎？

　　楊榮文：我們來看一下積極面，這可能是像熊彼特的理論了，就是一種創意的破壞，如果説沒有破壞的話，也就是沒有新的創造，可能是會有痛苦，會緊縮，這樣將來才會有增長。根本上來説，我們可能是沒辦法去避免因為競爭而造成全球要素的重新定價，比如説工程師會有競爭，一位在中國，一位在印度，還有一位在歐美的工程師，可能要在人才方面達成均衡，這樣也會造成一定的破壞，而且各個國家的收入會發生變化。有些國家會從全球化當中收益，而那些提供一般工作的這些人，他們會面臨非常劇烈的競爭，所以要有非常明智的重新分配，盡可能使社會比較平穩的發展下去。但是這種調整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是我們解決問題的一部分。

　　主持人Nik Gowing：美國再過14個月就要大選了，美國現在主要的注意力是放在國內，這種局面會不會阻礙美國創建一個更好的協調促進全球增長的前景呢？

　　楊榮文：我覺得每個政府首先都是由他國民的組成，並且是為他自己本國國民服務的，這是我們無法擺脫的現實。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他會從自己的角度關心一些增長，還有一些恐怖主義，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問題。同時我們也看到這裡面也是有各自限度的，有些國內問題他要考慮，還有一些國際問題也要考慮。我們已經從歷史上學到了很多，就是看全球在歷史上面有多長時間是有比較好的協調，其實是有帝國的興衰中國和印度不管全球的體制怎麼變，肯定還會繼續他們的增長，有30億人變成中産階級，這種增長是不可阻擋的。但是我們現在必須協調，必須要意識到大家都屬於一個同樣的全球社區，必須要有一個普遍的人類共識，這是需要我們的教育、更強的領導力，但是我相信這一天終會道理。我也響應布朗先生提倡的要倡議更強的全球協調，還要加強國內的調整，否則的話這個系統不可能持續下去。

　　主持人Nik Gowing：下面是觀眾提問時間。

　　觀眾提問：我來自巴西聖保羅，請問希臘是不是會違約。

　　布朗：説到希臘的違約問題，未來幾個月我自己認為可以解決，不是説你預測不預測的問題，而是它已經在你身邊發生了。大家相信希臘是不會違約，我覺得這不需要在這裡做預言，但是現在我們需要做一些事情，來避免希臘的問題更加惡化，或者説成為歐洲的主流。我覺得你需要做的，首先要能夠抓住銀行的問題，還必須要找到一個政策，能夠幫助你重新回歸增長，另外還必須有辦法解決財政的問題。整個歐洲的財政大概都是佔到GDP的5%，債務佔到GDP的8%，所以我相信是肯定能找到方法解決歐洲遇到的問題。我們需要解決銀行的問題、增長的問題以及財政的問題。

　　寶成：對於希臘財約的問題，我覺得他們是不會違約的，市場可能會這麼認為，特別是銀行帶來的一些問題，它的後果的確是非常嚴重。但是我自己比較擔心的一點，我曾經做過一個調查，來看整個財政系統的能力，如果歐洲其他國家的情況都是一樣，就是説到2030年或者2040年，因為人口的變化會使得我們的財政問題，或者説債務問題必須要解決，財政赤字問題必須要解決。

　　布朗：但是取決於你對增長是什麼樣的假設，你覺得歐洲的增長可能是2%以下的這樣一個假設，問題是説你這些假設到底是基於什麼樣的情況下，歐洲是不是能夠獲得更高的單位數的增長，我們必須要推動經濟的增長。

　　楊榮文：希臘如果離開歐元的話，是不是歐元就能夠解決，其他人的痛苦就沒有這麼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