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專家:無法實現就業係最大的收入分配不公

　　縮小收入差距 完善制度規則

　　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收入分配問題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但這一過程不會自動完成，而是需要通過體制機制創新，不斷校正收入分配中的市場失敗，才能改善收入分配狀況。我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既是一種市場失敗，也和一些制度規則不合理有關。

　　當前我國經濟在高速發展的同時，收入分配領域面臨的矛盾和問題越來越突出。這不僅影響社會公平、公正，威脅社會穩定，而且也會從根本上削弱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

　　我國進入貧富差距大的國家行列

　　目前，我國已經從過去收入平均國家變為收入差距大和不平等程度高的國家。1980年代中期我國的基尼系數只有0.16，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為平均的國家之一。到2008年我國基尼系數高達0.475左右，進入世界上貧富差距大的國家行列，居民收入達到高度不平等狀態。2008年，我國城鎮10%最富裕家庭人均收入與10%最窮家庭人均收入之比從1995年的4倍左右擴大到2008年的9倍左右，城鎮最低5%家庭人均收入佔城鎮居民平均收入的比例從1995年的51%左右下降到2008年的24%左右。社會財富正越來越向少數人手中集中。

　　我國收入不均等不僅表現為個人和家庭間收入差距擴大，而且也表現為城鄉間、地區間和行業間收入差距擴大。2006—2008年間，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分別是7.4%、9.5%和8.0%，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則是10.4%、12.2%和8.4%，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低於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率。2001年，城鄉人均收入之比為2.9，2005年為3.2，2008年上升到3.3。如果再考慮到城市居民享有的保險、醫療、住房等福利待遇，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差距可能更大，有人估計二者之間大約有20年的收入增長差距。

　　1990年代以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日益凸顯，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人均GDP的相對差異系數和世界各國之間的差異系數相當。西部12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國土面積佔全國的70%左右，人口占全國的30%左右，但GDP總量只佔全國的不足20%，西部地區人均GDP僅相當於東部地區的40%左右。我國人均GDP最高省份和最低省份相差10倍左右。

　　行業間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從各行業工資來看，平均工資最高行業和最低行業之間的差距從1990年中期的4倍左右擴大到2008年的15倍左右。造成行業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在於行業壟斷。2008年，18個行政性壟斷行業的職工總數為全國職工總數的10.8%，而其工資總額卻佔了全部城鎮單位職工工資的17.2%。

　　初次分配不利於勞動者？ 再分配持續向政府傾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飛速增長，GDP年均增長9.8%，但勞動者報酬收入增長尤其是低收入勞動者的工資增長相對緩慢，從而導致我國初次收入分配中勞動者報酬比重不斷下降，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不利於勞動者。

　　19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勞動報酬佔GDP份額長期持續下降，目前處於最低水平。1978—2007年間勞動收入份額呈現先升後降的趨勢：1978—1984年間勞動收入份額有所上升，從49%上升到54%，之後則持續下降，尤其是最近幾年下降趨勢明顯加速。2007年我國勞動收入份額僅為42%，比頂峰時期的1984年下降了12個百分點，下降幅度超過20%。一般，在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發達國家勞動收入份額要麼保持高水平穩定，如美國1840—1920年維持在70%，英國1800—1880年維持在60%左右；要麼逐步上升，如日本1920—1980年從50%上升到70%，加拿大1900—1980年從45%上升到55%。中國勞動報酬份額的變動完全不同於發達國家。即使和一些新型工業化國家如韓國、俄羅斯、巴西等國相比，我國勞動收入份額也普遍低10個百分點左右。

　　我國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比重偏低的局面不僅沒有得到再分配的校正，而且再分配還進一步加劇了這一不合理局面。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額呈上升趨勢，且再分配出現了持續向政府傾斜的現象，企業所得份額有所下降。居民所得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份額都比較低。居民收入來源比較單一，基本以勞動報酬收入為主，勞動報酬在GDP中的比例下降導致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1996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中所佔比重接近70%，到2006年，這一比重下降到57.5%，下降了12個百分點。

　　多種因素導致我國收入分配不合理

　　我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既是一種市場失敗(market failure)，也和一些制度規則不合理有關。勞動報酬和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份額不足的原因非常複雜，既有長期因素又有短期因素，既有市場因素又有非市場因素，主要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我國尚未形成決定工資合理增長的機制。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我國仍然遺留一些計劃經濟成分，特別是在收入分配領域並未形成合理健康的工資決定機制。計劃經濟體制下，産品供不應求，國家為了發展壯大國民經濟而抑制消費、擴大積累，勞動者所得並非其真實的勞動付出，勞動報酬佔國民收入的比重被人為壓低。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不斷增強，但計劃經濟遺留的收入分配機制還在起作用，合理的工資決定機制並沒有完全形成。這突出表現為勞動生産率的增長率明顯高於工資增長率，1978—2006年我國工業勞動生産率增長了6.4倍，同期工業部門平均工資僅增長了4.9倍，勞動收入增長慢于資本收入增長。因此，工資增長相對緩慢，決定工資合理增長的機制尚未形成，是造成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重要原因。

　　二是我國二元經濟的階段性特徵導致勞動者報酬水平低、增長慢。中國存在明顯的二元經濟特徵，雖然農村勞動力不斷向城鎮非農部門轉移，城鎮化速度不斷加快，但這一過程遠未結束，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産業的轉移還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持續下去。在這樣的發展階段，非農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往往由農業部門勞動者收入水平決定。這主要是因為，只要非農部門工資高於農業就業的收入，就會繼續吸引農村勞動力向非農部門轉移。中國長期以來存在工農業剪刀差，農業勞動力價格較低，由此轉移到非農部門的農村勞動力的工資也相對較低。農民工工資在2003年之前一直維持在600元左右，幾乎沒有增長；而1978—2003年，非農産業勞動生産率增長非常迅速，年均達到6.2%，勞動生産率的增長未能帶來工資同步增長。2003年以來，儘管農民工工資增長速度有所加快，從700多元漲到1400元，但仍然大大低於非農部門勞動生産率的增長速度，勞動者尤其是廣大中低收入勞動者收入水平低、增長緩慢，是造成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是資本全球化進一步加劇了中國初次收入分配不利於勞動者的局面。在過去幾十年中，中國逐漸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凈輸入地，1978—2008年間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計達8500億美元。國外直接投資迅速增加，是我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但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我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趨勢。資本全球化加強了資本的流動能力，進而提升了資本對勞動的優勢地位和談判能力，大量外資集中于汽車、房地産業、電力、燃氣等資本收益率高的部門，外貿出口中資本密集型産品的比例越來越高，再加上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外資為資本提供更加優惠的政策等，這些因素都是造成勞動收入份額持續下降的重要原因。中國加入WTO後，我國出口尤其是沿海發達地區出口迅速增加，而沿海地區也是同期勞動份額下降最明顯的地區，這種出口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也是我國尤其是沿海地區勞動份額下降的原因之一。

　　無法實現就業是最大的收入分配不公

　　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收入分配問題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但這一過程不會自動完成，而是需要通過體制機制創新，不斷校正收入分配中的市場失敗，才能改善收入分配狀況。

　　剛剛閉幕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建議》對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提出了具體目標：“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産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顯增加，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貧困人口顯著減少，人民生活質量和水平不斷提高。”要實現這一目標，不僅需要加強再分配的收入調節作用，更需要改變初次分配中的不合理局面，形成合理的分配體制和機制。

　　一是改革不合理的體制機制，促進公平分配。在目前的收入差距中，城鄉、地區和行業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都與不合理的體制機制有關。這些不合理的體制機制既有傳統體制遺留的部分，如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影響，也有新形成體制的作用，如行業壟斷以及灰色收入的形成等，要縮小收入差距，必須改革這些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體制機制，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製度環境。

　　二是調整政府、企業與居民收入分配關係，增加居民收入。在現階段我國勞動收入份額較低的情況下，個人所得稅起徵點過低，實際上加劇了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趨勢。在我國當前的發展階段，個人所得稅徵收的主要對象應該是中等偏上收入人群，起徵點應該在職工平均工資之上，且應該隨平均工資增長而動態調整。同時，還應該加強對資源稅、國企利潤的徵繳，減少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的稅費，為勞動資本收益分配比例的改善提供條件。

　　三是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提高勞動者報酬水平。首先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動態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建立和完善國有資本預算經營制度，合理確定國有壟斷行業的資本與勞動分配比例；其次要加強勞動保護，嚴格執行勞動合同法，進一步完善勞動合同制度和勞動保護制度，加強勞動監督力度，完善保障工資增長的三方協調機制。同時，迫切需要培養有利於勞動者的公平市場環境。

　　四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讓人人享有基本的社會保障。大量就業者無法享受到社會保障，意味著本來應該用於保障的收入被其他生産要素佔有，勞動者權益無法得到充分保障。總體上看，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僅覆蓋城鎮地區部分正規就業勞動者，雖然農村已經開始探索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但從覆蓋情況來看，絕大多數城鎮和農村人口仍然缺乏養老保障。建立覆蓋所有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制度，讓人人享有基本社會保障，是調整收入分配格局、讓所有人都能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重要手段。

　　五是穩步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在我國當前發展階段，生産性工人的工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農業就業收入水平，因此持續、穩步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會提高産業工人的保留工資和實際工資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講，提高農業勞動生産率和農民收入，是提升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比重的重要條件。為此，要落實各項興農惠農政策，加大公共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力度，加快農村金融體制改革，走科技興農之路，同時還必須加快勞動力轉移步伐，提高農村轉移勞動力就業能力，實現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地區穩定就業。

　　六是積極擴大就業，讓更多的人能夠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就業是民生之本，無法就業就無法參與初次收入分配。讓更多人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為其提供就業機會，讓其有機會參與社會財富分配。從這個意義上説，無法實現就業就是最大的分配不公。解決當前面臨的就業問題，首先要求把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位置，最大限度地創造就業機會，同時還要不斷提高勞動者素質和技能，增強勞動者的就業能力。

　　(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車偉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