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金融規劃新使命：參與制定全球金融準則

　　核心提示：對於中國銀行（601988）業監管者而言，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擴員，也為中國銀行業監管者在參與銀行資本和流動性方面的國際監管改革提供了更大的舞臺。

　　200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用超主權貨幣——IMF特別提款權（簡稱SDR）替代美元的倡議，讓世界為之一動，而隨後舉行的G20會議也將超主權貨幣列入議題，在周小川“學術觀點”背後，蘊含著深刻的“官方需求”，而“十二五規劃”也明確提出“參與國際金融準則新一輪修訂，提升我國金融業穩健標準”。

　　一位接近監管層的人士向本報記者表示，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歐美銀行界開始對銀行經營管理模式進行全面反思，國際金融監管架構和規則正在發生重大變革，這將對中國銀行業外部經營環境和長遠競爭力都將産生顯著影響，這是“十二五”中長期發展規劃出爐的主要背景。

　　逆週期監管構架

　　接近監管層的人士向本報記者透露，監管層在對顯著變化的外部環境進行評估後，對中國銀行業面臨的幾大挑戰進行歸類，其中涵括粗放式管理模式之弊、流動性風險管理薄弱、資本補充長效機制缺乏等諸多現實積弊。

　　“我國特殊的國情決定了銀行業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為了維護經濟和社會穩定發展，我國商業銀行不僅大的不能倒，中小銀行也不能輕易倒。”一位官方學者向本報記者分析，“儘管如此，中國銀行業仍亟待改變信貸投放長期缺乏有效約束、易受行政力量影響的問題，建立以資本管理為核心的風險約束長效機制、獨立自主、穩健經營。”

　　因此，構建中國特色的銀行業風險監管框架刻不容緩，即構建逆週期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

　　2003年銀監會成立之初，在總結以往多年監管經驗教訓基礎上，提出“四四六”監管理念，確立了“準確分類——充足撥備——做實利潤——資本充足率達標”的持續監管思路，並實施全面的五級風險信用管理制度。

　　中國“特色”體現之一，便是對於當下流行的監管新標準——巴塞爾協議Ⅲ進行中國化再造。根據此前披露的信息，銀監會對資本充足率、動態撥備率、杠桿率等三大項監管工具方面均提出比巴塞爾協議Ⅲ更為嚴格的指標要求和更加急迫的時間表。

　　尤其對於“撥備/貸款餘額不得低於2.5%”這一指標，儘管反對者認為其沒有理論依據，也無國際先例，但支持者仍然認為，這恰恰是銀監會對中國銀行業現狀對症下藥。

　　接近銀監會的人士透露，未來監管層將考慮各類監管工具複雜程度差異，循序漸進地開展制度建設、設立實施時間表，同時，凡依據法律授權，中國銀監會可以自主制定的監管規章，如資本充足率、流動性、杠桿率等，銀監會將本著急用先行原則，儘早發佈規則，力爭兩年內開始實施。

　　另外，金融危機也警示，逆週期監管構架之下，不同監管部門的監管協調將尤為重要。未來在準備金制度、存款保險制度、金融機構破産機制等方面，一行三會的溝通與協調、甚至成立更高一級的協調機構，將有望在“十二五”期間內實現突破。

　　參與制定全球金融準則

　　一位長期研究金融監管體系的監管專家表示，“十二五”期間，中國金融業將面臨國際金融監管治理架構的重大變化。

　　上述專家認為，一是，金融危機以來G20峰會正在成為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的重要平臺。G20峰會負責明確金融監管改革方向和時間表，審議國際金融監管改革進展，確定國際金融改革方案。

　　事實上，2010年11月，即將在韓國首爾舉行的G20峰會其核心議題便是審定國際金融監管改革一攬子方案。

　　“金融危機以來，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要求在國際金融監管治理中獲得預期地位相適應的發言權，開始參與國際規則制定，中國‘十二五規劃’提出‘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準則新一輪修訂’已在情理之中。”上述專家分析道。

　　與此同時，2009年4月初，在金融穩定論壇（FSF）擴員基礎上組建的金融穩定理事會（FSB），亦正日益承擔起監督國際金融體系發展、協調製定國際金融監管規則、評估成員國實施金融監管國際標準的職責。

　　對於中國銀行業監管者而言，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擴員，也為中國銀行業監管者在參與銀行資本和流動性方面的國際監管改革提供了更大的舞臺。

　　G20峰會、金融穩定論壇以及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將成為未來五年中國監管者走出國門的舞臺和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