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南模式”升級版試驗

                                    首播時間：2010年9月18日

    中國社科院7月29號發佈的城市藍皮書稱：截至2009年，中國城鎮化率為46.6%，城鎮人口達6.2億，城鎮化規模居全球第一；

    同時來自農業部的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城鄉居民的絕對收入差距由2008年的11020元擴大到了12022元。

    一方面我國的城鎮化水平在提高；而另一方面，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卻仍在加大，這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的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30年，蘇州市以不足千分之一的國土面積，創造了佔全國近百分之三的經濟總量，GDP高居全國城市的第五位，但是經濟的高速發展卻沒有擴大城鄉差距的鴻溝，蘇州城鄉居民的收入比連續多年在2：1的水平低位運行，遠低於全國3.33：1的水平。這其中的原因在哪呢？

    一、離土還是離鄉

    蘇州，歷史上的“魚米之鄉”，如今，是我國“長三角”地區的工業重鎮。

    上個世紀８０年代，這裡的農村因為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開創了中國經濟的“蘇南模式”。使得蘇南農村幾乎成了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農村的縮影，一次又一次引發了人們對中國農村歷史與前途的關注和思考。

    30年後的今天，在經歷了産權改革、由內轉外、結構調整和産業升級之後，這片土地上又在進行一場全新的試驗。

    作為全國推進城鄉一體化的試點城市之一，蘇州正在致力於打破城鄉界限，用多種方式扶持農業、農村和農民。作為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城鄉鴻溝如何跨越，二元體制如何突圍，通過這場試驗，蘇州需要給出答案。

    這裡是昆山市千燈鎮拆遷辦的辦公地點，和往常一樣，早上八點鐘不到，工作人員就帶著厚厚的材料出發了。

    他們的目的地，是一個叫做“肖市村”的地方。他們的任務，是要用盡可能短的時間，讓這個村所有的村民在拆遷協議書上簽字。

    “肖市村”，是一個典型的蘇南農村，這裡的民房大多建於上個世紀80年代，而這裡老百姓種植水稻和養魚的歷史，則已經延續了幾千年。

    時至今日，隨著拆遷人員的登門造訪，這一切都要徹底改變。

    “這是我們拆遷辦的錢主任。”“這是我們村民嚴玉芳。”“你這個馬桶，我們給你350元錢，那個洗臉盆250元錢。你對這個可有疑義？”“沒有疑義。”

    對於農民來説，這是整個動遷過程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家裏所有值錢和不值錢的東西，都要按照補償標準落實到這一紙協議書上。

    老嚴今年56歲，30多年過去了，他還能記得當時造房子的很多細節，那時候是鄉親們幫忙一磚一瓦蓋起來的，總共花了兩萬八千塊錢。老嚴從來都沒有想到，家裏這些破磚爛瓦如今會變得這樣值錢，包括自己門口這條廢棄的水泥船在內，有一樣算一樣，統統都有相應的補償。

    “這個灶頭，我們也給予適當補償，像這個灶頭我們是這樣的，給你 150元錢。”

    比這些鍋碗瓢盆更值錢的，是家裏的這棟老宅子。按照蘇州市“拆一還一”的動遷政策，宅基地房屋合法建築面積是多少，就可以在鎮上的社區置換到多少面積的安置樓房。蘇州市昆山千燈鎮拆遷辦公室錢永清説：“你這套房子我們經過測算下來，總共是233.4個平方，根據我們評估公司評估，測算下來總共是275800元，現在根據我們千燈鎮安置房的價格，我們以1450的平均價，像你這個房子你可以買兩套動遷房。”

    聊起將來住到鎮上就不能種地了，他靠什麼來維持生活，老嚴説，其實和當地大多數農民一樣，他很早就已經不種地了，家裏的土地已經全部流轉到了村裏的土地股份合作社。

    地雖説是不種了，但是土地上的收益卻一點都沒少。每年就像領工資一樣，一畝地能有600元的固定分紅。

    老嚴平時就在村裏負責水電管道的修理工作，一年也能有個萬把塊錢的收入，他已經打聽過了，等搬到鎮上以後，按照當地優先安排動遷農民就業的政策，他可以到小區物業上繼續做他的老本行。

    有村民開玩笑説，老百姓算的是小賬，而政府算的是大帳，兩筆賬算下來都不吃虧，這樣才能算是和諧社會。在鎮上，一棟棟新的居民樓正在拔地而起，等它們全部完工的時候，整個千燈鎮1.18萬農戶全部將要集中居住到這裡。過去8年時間裏，千燈鎮在建設集中居住社區方面已經先後投入了25億元。

    那麼政府的這筆大帳是如何算的呢？蘇州市昆山千燈鎮黨委書記王金興説：“這幾年來大概搬遷了，大概8000戶農戶，大概置換了將近7000畝的建設用地，除了農民動遷房可能用掉2000畝多一點之外，凈多了將近5000畝的建設用地，這個是一筆很大的賬。”

    這確實是一筆很大的賬。和全國其他經濟發達的地區一樣，相對於農村低下的土地利用率，蘇州城市裏的土地已經高度緊缺。

    過去30年，蘇州市以不足千分之一的國土面積，創造了佔全國近百分之三的産值，經濟總量高居全國城市的第五位，但每平方公里高達2000人的人口密度也讓這個城市不堪重負。當土地與發展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通過“城鄉一體化發展”集約使用土地，為城市拓展新的發展空間成為破題之道。

    蘇州市市委書記蔣宏坤説：“改革開發三十年來，我們這裡有外來打工者接近六百萬人，可想我們現在單位土地承載的人口，承載的産出，我們比全國（平均）高出好多倍，現在我們正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過去的投資拉動轉向創新驅動，由過去的粗放式發展如何轉向集約式發展，由原來的城鄉二元分割的發展如何成為城鄉一體化的發展。”

    把視野放大到整個蘇州，這是一場規模宏大的整體搬遷。目前，全市2.1萬個自然村已規劃調整為2517個農村居民點，75%的工業企業進入了工業園，56%的承包耕地實現了規模經營，33%的農戶遷入了集中居住點。

    根據測算，工業向園區集中，蘇州能夠新增建設用地10多萬畝；農民集中居住，可以增加建設用地46萬畝；而農村土地規模經營，可以增加10%到20%的耕地。

    “三大集中”無疑將為城市發展帶來寶貴的空間，但是對於農民來説，土地始終是他們生活的依靠和財富的來源，也是農民生活最後的一道保障。

    這新一輪的變革，是否真的能夠為老百姓帶來生活的福祉，利益的天平該如何平衡，這些都在考驗著制度設計者的智慧和誠意……

    蘇州市委書記蔣宏坤説：“不是簡單的城市化，三農，它是解決我們新一輪發展要素瓶頸制約問題，解決我們提升發展水平問題，解決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問題，是一個綜合性的總抓手。”

    二、模糊的身份

    如果有人問你一個問題，“如何來區分城裏人和鄉下人”?可能有人會説，這很容易，看看他的戶口不就行了嗎。但如果你是在蘇州，這樣區分恐怕就不那麼容易了。比如，現實中一個進城農民他既可以在街道的公司上班領工資；又可以以農民的身份從社區股份合作社拿到一筆可觀的分紅；他的戶口簿上明明寫著他是一個村的村民；卻又居住在城裏的商品樓裏，房子的環境連城裏人都很羨慕。在如今的蘇州，人們已經越來越分不清農民和市民的界限，甚至有些鄉下人的做法都會讓不少城裏人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最近這一段時間，60多歲的管老漢成了蘇州市工業園區淞澤家園社區小區裏的名人，原因是，打了一輩子光棍的他，突然動起了娶媳婦的念頭，還想娶個城裏的媳婦，更讓鄉鄰們感到新鮮的是，他居然還要跑到電視上去徵婚。鄰居説：“從娘的肚子裏出來就沒有娶過。”

    每天下午，老管都要在小區裏的老年活動室打發時間。按照往常來説，他總要最後一個才走的，但是今天他卻一反常態，匆匆玩了幾把就回家去了，因為晚上七點半，電視臺又要播他鄉親的節目了。“做了飯喝喝酒，一個人看看電視，我就是想後生之年找個老伴，所以弄到這個地步，現在呢還沒有找到，一是窮，第二是長得醜，白被人家看不起。”

    聊起為什麼一定要找城裏的媳婦，老管説自己現在已經是城裏人了，城裏人當然要找城裏的媳婦。為了證明自己城裏人的身份，老管找來了動遷後社區發給他的一大堆證件。“這個是我的醫保卡，這個是退休證。”

    老管原本是蘇州市車坊地區旺村的農民，按照蘇州市“統籌城鄉發展”，“農民向社區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的整體規劃，包括旺村在內的8個行政村被合併成了五個社區居委會，5000多戶農戶，2萬多農民集中住進了這個安置房小區，搖身變成了“城裏人”，老管也是其中之一。“社會的變遷、變革，是真實的不是假的，我想都沒有想到能住這個房子，我以前那個房子裏邊，出太陽的時候一百個日頭，一百個日頭，不是一個日頭，下雨的時候要一百個窟窿。”

    為了加快蘇州市城鄉一體化的全面推進，蘇州鼓勵農民將集體資産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及住房置換成股份合作社股權、城鎮保障和住房，實行換股、換保、換房進城。

    在蘇州，有越來越多的蘇州農民和老管一樣變成了城裏人，僅2009年就有17萬農民實現了身份的轉變。

    為了解決農民進城之後養老和看病的問題，蘇州市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加快城保向農保並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過渡，為進城農民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

    對於這城裏人的生活，老管是打心眼裏滿意。每個月650元的養老金，到月底會按時發到手上；看病只要到社區衛生服務站刷卡就可以了，小病不用花錢，大病的報銷比例能夠達到80%以上。

    現在唯一讓老管感到有些不太適應的，就是每個月雜七雜八的花銷有點多。老管是個細心人，自從住進城裏以後，每月生活支出的各種票據他都保存了下來。“這個我從2007年搬過來的時候，我把它存起來了，什麼都有，銀行交的錢啊，交的什麼費，還電話費，全部在這裡。”

    老管一直念叨，現在每個月光水費、電費、電話費算下來就要600多元，再加上花在自己喜歡的煙、酒上的錢，一個月生活固定支出要有1000多元。光靠650元的養老金，日子過得還是有點吃緊。“又不去偷，又不去搶，哪來呢？又不去賺錢，對不對？如果去賺錢，我這個月賺了多少錢？現在不去賺錢了，花掉一點就少一點。”

    對於這樣的生活，其實老管並不擔心，因為他在銀行裏還有一筆數目可觀的存款，足夠應付他的日常開銷了。

    當時拆遷的時候，村裏一次性為管小弟補償了100平米的安置住宅。老管分別要了60平米和40平米兩套房子。考慮到自己是光棍一個，他就把大一點的那一套房子賣掉了，換來了銀行裏20萬元的存款。

    在老管看來，這是他後半輩子生活的依靠，也是這次相親最大的籌碼。“整了四個菜，還要喝點酒，現在條件好了，開心點吧。”“鄰居會偶爾過來嗎？跟你聊聊，一起吃吃飯。”“誰過來啊？”“鄰居啊，朋友啊。”“不會的，現在到了小區裏面，沒有這種習慣，以前在農村的時候倒是有的。”

    按照網絡上流行的説法，“老管喝的不是酒，是寂寞。”老管是真的寂寞，到了晚上，他唯一的伴侶就是電視機，老管説，他幾乎能背出一週七天所有電視節目的播出時間。

    但是寂寞卻並不是老管討老伴的唯一原因。“我找個老伴的主要的問題，就是我自己生病了沒辦法，你生了病，我睡在床上，人家來敲門，我自己爬不起來，這個門人家打不開，不像我們老家的那個門，一踩就開了，那個門沒人誰能打得開，打不開，對吧，必須要自己爬起來開，如果我在床上爬不起來，拉屎拉尿，誰來給我弄？”

    老管説，他知道現在許多上了年紀的城裏人也都在面對這樣的問題。生活變好了，可人和人之間的距離似乎卻越來越遠。

    節目開始，老管跑進裏屋看節目。“太沒面子了，真的沒面子，對我的影響力太大。”

    這已經是老管第三次在電視上相親了，俗話説“事不過三”，不過這“三次親”相下來，老管卻越來越失落。

    這是當地電視臺提供的關於老管相親的節目資料。雖然有房有存款，但是這位城裏老太太對老管還是不太滿意。“找一個相似一點的，差不多的，現實一點。”

    主持人極力想促成這一對姻緣，問女方都有哪些方面不滿意，猶豫了半天，人家給出了這樣的回答。“還是一個農村一個城裏人，都有差距，農村總歸臟兮兮什麼東西的，城裏人總歸喜歡在家的時候，有空的時候擦地，擦臺子。”

    管小弟説：“反正城裏人呢，有幾個不配合，生活條件不配，衛生方面不配，還有吃菜方面也不配。”

    正説著，老管的電話響了。

    電話是電視臺打來的，説又有了一個新的應徵者，按戶口來説是個城裏人，只不過老家在外地，問老管願不願意。

    考慮了一個晚上，這一次老管降低了要求，雖然不是本地人，他也打算見上一面。

    這是一位來自江蘇鹽城的退休女工人，前兩年和前夫離婚了，現在一個人在蘇州打工，一心想在蘇州安個家。

    也許是因為身高的原因，兩個人簡單聊了幾句就互相告別了，又一次沒有成功的相親，讓老管有點失落，每當心情不好的時候，他都要到這裡轉轉，因為這片土地上有他曾經的老家。

    這陣子，老管幾乎每隔一兩天就要來一趟，因為他聽説這裡馬上就要開發建廠房了，趁著還能大概認出老家模樣的時候，自己想再多看兩眼。“自己的老家忘不掉的，總過來看一看，雖然沒有什麼東西，總歸自己要留個紀念。”

    老家的土地被成片的廠房環抱著，只剩下出生時就在那裏的一棵老槐樹和看不清模樣的河道，其他一切關於村莊的景象都只在老管的記憶中了。

    看著這遍地的荒草，老管想起了過去的稻田，他蹲下身子，給我們講起了當年農村生活的不容易。“經常這樣子一行一行，都這樣子拈過去的，你看這個生活苦不苦。”

    三、落腳還是落戶

    隨著城鄉一體化的推進，有越來越多的農民走進了城市。最近幾年，蘇州有近100萬農民實現了身份的轉變和居住地的轉移。農民住進了樓房，享受著和城裏人一樣的社會保障，在這之後，他們常常最關心的就是能否在陌生的城市找到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而他們擅長的往往是和泥土打交道的營生，而且很多人年齡偏大，要想在短時間內解決成千上萬進城農民的就業問題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

    這裡是蘇州工業園區唯亭鎮最大的拆遷安置小區東亭社區。每天早上8點，當地飛躍圍巾廠的老闆娘陸大菊就會像郵遞員一樣準時來到這裡，小區裏十多位上了年紀的老大媽已經推著各式各樣三輪車在等她了。

    原來，現在是大媽們“交貨”和“收貨”的時間。這些三輪車裏的東西就是陸大菊工廠裏生産的圍巾，大媽們從陸大菊手裏領取半成品，回家加工好再交還給陸大菊，每個人能根據完成的數量拿到相應的報酬。

    説話間，交活的人又來了。

    這位正和陸大菊討價還價的老太太名叫俞葉秀。今年63歲，別看年紀有點大，她可算得上是當地圍巾加工的一把“好手”，一車子圍巾拉回去，常常一天時間就能全部做完。蘇州市工業園區東亭社區居民俞葉秀説：“天天來天天拿，天天要來的。”“那做得蠻快的啊。”“恩，快的，我搓一天，一個鐘頭，搓一百二十的要搓七條圍巾。”

    由於手快、活細，陸大菊也非常樂意把圍巾交給她來加工，這不，俞葉秀又領到滿滿一車子的圍巾回去，對她來講，這就意味著賺錢。老伴吳榮根説：“她搓搓圍巾，我幫她修修邊，因為我們呢不好去上班，上班做清潔工，不好的，上班太正規，家裏孫子孫女沒有人照顧的，因為又要送去上學要送飯，那麼我們兩個老人待在家裏，一麼空下來搞點副業，增加點收入。”俞葉秀説：“我搓圍巾合算，我搓圍巾工資大。”“一年算下來能賺多少錢啊？”“我一年啊，一年去年搓到一萬二。”

    在社區裏開設毛巾發放點，這只是東亭社區解決失地農民就業眾多舉措當中的一個，在東亭社區的服務中心，社區書記蔣金花帶我們參觀了他們專門為失地農民就業服務的工作窗口。“這個就是就業的諮詢的，失地以後我們根據不同的年齡，開展諮詢的比較多，年紀大一點的我們就推薦他們，在綠化上和保潔上，年紀輕一點的，他們就是根據不同的就業要求，我們對他們不同培訓。”

    齊全的宣傳資料，及時的就業信息，耐心細緻的工作人員，這裡的工作口號就是讓每一個失地農民都能找到自己合適的工作。“原來家裏是幹什麼的？”“種田。”“現在呢？”“現在沒事嘛沒法賺錢。”

    這個中年男子名叫錢會男，是東亭社區的一名失地農民，由於年紀偏大，又沒有一技之長，老錢對自己找工作很沒有信心。

    就業服務窗口的工作人員吳靜燕讓老錢填了一張表，裏面有姓名、工作經驗、聯絡方式等內容，方便他們為失地農民安排培訓和推薦就業崗位。“培訓過後拿到合格證，差不多有一個多月就可以上崗了。”“基本上你們給安排的工作，工資大概是多少？”“工資1200左右。”

    據小吳介紹，單單今年就有130多名失地農民通過社區服務中心推薦上崗，而參加就業培訓的人數更是達到了500多人。

    農民進城以後如何實現就業，一直是個全國性難題。這些人大多文化層次較低、年齡偏大又缺乏專業技能，蘇州的解決辦法是，儘量讓進城農民在家門口就業。到目前為止，失地農民就業率已經達到95%以上。

    不僅幫助進城的農民找工作，當地政府還採取各種政策，鼓勵他們自己創業。

    在東亭社區對門，有一個“富民家庭作坊工業園”，魏建明和王衛平就是“富民家庭作坊工業園”155個失地農民家庭作坊的一員。丈夫是名車工，老婆負責刨工，這個小小的五金加工店生意紅紅火火。“夫妻兩個一年能賺多少錢？”魏建明説：“賺十幾萬元錢。”“那不錯啊。”“經濟還可以了。”

    魏建明今年50歲，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雖然會點五金加工的手藝，但是前些年日子過得並不寬裕。

    2005年，魏建明和王衛平拆遷來到東亭社區，也就是在這一年，東亭社區為了方便失地農民創業，建設了20000平方米的家庭作坊工業園，到了2006年，工業園的面積又擴大到了30000平方米。蔣金花説：“主要是解決原來是動遷的農民，原來是有創業的經驗，有營業執照的小的廠房裏面，搬到這裡來的，他們的租金收入比較便宜，主要是一個平米的話，只要5元錢一個月，一般的廠房的話要12元到13元。”

    因為手上還有五金加工的手藝，夫妻倆原本就有創業的打算，就是苦於付不起房租，現在找到能夠便宜一倍的廠房，魏建明和王衛平毫不猶豫就簽了租約。“一個平方最最便宜五六塊，那一年下來我們可以省多少錢呢？”王衛平説：“省最最起碼一萬多。”

    除了低價提供廠房出租，蘇州工業園還出臺了一個政策，就是為失地農民提供無息貸款，魏建明和王衛平也就是依靠這個政策獲得了創業的啟動資金。王衛平説：“創業有優惠政策，優惠無息十萬，然後我們就借了十萬，自己有點親戚朋友那借點，就創業開始辦這家廠了，那麼現在做下來麼是蠻好，確確實實是蠻好。”

    靠著政府扶持失地農民創業的政策，再加上夫妻倆的辛苦經營，魏建明和王衛平的小店越辦越紅火，生意好的時候甚至還要請上幾個工人。今年年初，夫妻倆買了一件過去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

    開上新買的汽車，在魏建明和王衛夫妻倆平面前，在城裏生活的路似乎越走越寬闊了。

    蘇州市委書記蔣宏坤説：“要想辦法消滅零就業家庭，一個是農村養老保險要向城鎮居民養老保險並軌，農村低保要向城市低保並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要向城鎮居民合作醫療並軌。”

    四、“村民”還是“股民”

    我這裡有一組蘇州市提供的數據，2009年，蘇州市農民人均年收入達到了12987元。農民收入已連續7年增長速度保持在10%以上，同時，城鄉居民收入比連續多年在2：1的水平低位運行，是全國城鄉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區之一，如何做到這一點，蘇州給出的答案是，這很重要的是得益於農民財産性收入的大幅提升。那麼農民的財産性收入又從何而來呢？

    每天一大早，陳世泉都要把家裏的小賣部裏裏外外收拾一遍，老陳今年62歲了，蘇州市吳中區木瀆鎮金星村的村民，平時鄰居們開玩笑的時候，都喜歡喊他“陳部長”。

    小賣部雖然確實有點小，但是一年也能有個6000元錢的收入，老兩口的日子過得很舒心。

    老陳説，讓他日子過得舒心的，還有這些花花綠綠的證書。“這本證是我們金星村股份合作社的，我自己不要拿錢出來的，第一年我們分半股就是413元，到第二年就是900了，前年900，到現在今年我可以分到2000了。”

    老陳回憶，當年拿到第一筆400多遠分紅的時候，很多村民都感覺是天上掉下了餡餅，因為那時候村民大多在外面打工或者做生意，早就忘了自己和村集體還有著經濟上的聯絡。

    這個和香港明星有著一樣名字的人叫張國榮，原來金星村的村支書，現在是香溪社區的黨委書記，他向我們解釋了這一筆錢的由來。“1997年轉制以後，那個時候（集體資産）到了4000多萬了，這個錢都是我們集體的，我們村民看得到，得不到益處的。”

    90年代末期，蘇南模式遭遇了發展瓶頸，和當地許多農村一樣，1997年，金星村村辦企業實行了産權改革。動産全部賣給了個人，村裏留下了土地和廠房。張國榮説：“當時農民苦啊，他也不知道，又回來了，他説張書記，當時出去了以後，現在他廠子轉到私人去了，國家轉到私人去了，我們沒有飯吃了，肯定要回來找我了，我所以那個時候好像患了一個病。”

    按照張國榮的説法，企業可以不搞了，但是讓老百姓一起富起來的想法卻不能丟掉。2001年，金星村成立了蘇州市第一家社區股份合作社，將全村4295萬元集體資産全部“量化”給了513名農民，一人一股，平均持股。合作社靠出租通過廠房等辦法取得集體收入。

    這是金星村股民分紅大會的現場。

    按照董事會的決定，這一次分紅，每人可以分到2400元。按道理説，這分紅應該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情，但是大會剛剛開到了一半，就有村民開始提意見了。“今年2400是按照2萬塊錢的百分之十二分的，為什麼不按照股本金上的27500的12%分？”張書記説：“發展是波動性的 這一部分是作為今後的享受 都將來拆遷 貸款都沒有了 發展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再去發展 就按照分紅按比例來。”

    每年分紅的時候，合作社的收益並不是全部都分給股東的，而是要從中要提取一部分作為公積金用於再發展，具體比例由董事會商討決定。

    經過二十多分鐘的溝通討論，分紅比例還是按照原來的方案執行，大家能夠達成一致意見的主要原因，是張國榮人均分紅三萬元的承諾。“在兩到三年的時間，我們準備8萬多平米的廠房跟“三産”用房，全部建立好以後，老百姓到那個時候分紅，最起碼超過三萬了每一股。”

    按照張國榮每個人3萬元分紅的説法，500多名村民每年分紅就要1500多萬元，這些錢從哪來呢？

    張國榮帶著我們來到了位於胥口鎮這片開闊地，一半已經蓋上了廠房，一半還在空著，張國榮説，這是合作社成立幾年來幹得最得意的一件事。“我們買下來是4100萬，再過3年馬上要1.5個億了，到最後我們估計1500萬左右，這個一塊，年收入。”

    張國榮説，村裏原本有兩個比較大的物業項目，但是前兩年政府要建安置房，把其中一個物業項目的土地徵用了，為了不讓集體的活錢變成死錢，他拿著徵地的補償款拍下了這塊土地。“5家人搶的，你出價最高？”“我出價最高，私人肯定沒有競爭力的，他們來了以後舉到4000萬的時候不舉了，他們不要了，我們兩家還掙了兩番，到4050萬，50萬一舉嘛，到4100萬他們不舉了，我們就拿下來了。”

    談起那次競拍，張國榮至今還是面露得意之色，讓我們感到疑惑的是，他反復幾次説到私人沒有競爭力，難道一群農民比專業的公司還要厲害嗎？“我們蘇州市，我們吳中區，農民自己出錢成立的股份合作社，它可以廠房‘退兩進三’，，二産就是廠房，‘退兩進三’進三産，特批的。”

    張國榮説，村裏的老百姓以前是靠地吃飯，現在還是靠地吃飯，現在城市發展越來越快，土地越來越值錢，廠房的租金也是年年在漲，但是如果當時沒有成立股份合作社，所有這一切和金星村沒有關係，和村裏的老百姓就更沒有關係了。

    蘇州市委書記蔣宏坤説：“很重要的還是靠體制、機制，來保障我們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所以我們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發展當中的一些具體措施，可以看出我們如何來縮小這個差距，我們搞了三大股份合作，就是農民從財産性收入當中，從股份制合作當中能夠分到的紅利，要佔整個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這種收入增長是比較穩定的。”

    五、“小地主”與“大佃農”

    歷史上的蘇州，被稱作“魚米之鄉”，早在南宋時期就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説法，那時的蘇州，可以説是當之無愧的“天下糧倉”。

    然而時至今日，隨著現代經濟的快速發展，這裡的人均耕地面積已經不足半畝，在蘇州每年創造的高達7700多億元的GDP當中，農業僅僅佔到了1.8％，連個零頭都算不上。在不少人看來，蘇州“漁米之鄉”的稱呼似乎早就應該換個説法了。

    但是在蘇州農村，我們卻看到了升級版的“魚米之鄉”。

    在常熟市古裏鎮鄉下的田間地頭，當地老百姓時常能夠看到這樣的景象：一輛體型碩大又略顯老邁的美式林肯轎車，在水稻田埂邊的鄉間小路上蹣跚前行著。

    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這種車子曾經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象徵，而如今在古裏鎮的鄉村裏，這輛老爺車同樣顯示著它的主人與眾不同的身份。村民説：“他願意種田，從蘇州過來的特意來找他，他不在家享福，還帶我們出來包這麼多地，這裡他包的最多，一共有6000多畝。”

    高健浩，蘇州市常熟田娘農業科技公司董事長，今年65歲了，當地村民都喜歡喊他老高，也有人半開玩笑地説，老高是“十里八鄉”最大的“地主”，因為他一個人幾乎就把附近幾個村子的地都種了，足足有6000多畝。對於“地主”這樣的説法，老高並不認同，他説自己非但不是地主，反倒只能算是一個“打工仔”。“地因為不是我的，我不是地主，地還是老百姓的，老百姓才是土地的主人，因為確權是確權給老百姓的，我現在要種這個地，我要把錢交到地主手裏去。”

    在經濟發達的蘇南地區，身價上千萬的老闆可以説是比比皆是，但是靠種地賣糧食能賺到長千萬的卻並不多，老高就是這樣一個人。

    老高經常説這樣一句話，種地不是不能賺錢，關鍵要看是種什麼，怎麼種。

    這是一片上百畝的稻田，有個農民正在田裏拔草，老高説，這個人才是真正的地主。“以前有13畝地，被集體收去，讓大戶種分紅是600元錢一畝田。”

    老人説，以前他是全家五口人種13畝地，現在他是自家的地不用種了，一個人打兩份工，還能有三份收入。這位老人平時在大米加工廠上班，地裏有活的時候就過來幫忙，兩邊的活都不耽誤。“（13畝地）分紅7800元，打工3800，加上老婆有六、七千，出去打工掙的，加上8個人種240畝田，今年有獎金，總共收入有三四萬元了。”

    老高説，如果是一家一戶種植，一個農村勞力最多也就能種5畝地，但是把土地集中起來以後，平均下來一個人最少可以種30畝地，這就是“種糧大戶”承包土地能夠賺錢的主要原因。“平均一個人三十畝，包括女的男的，集約起來一起種的，8個人集約起來很快的，大忙的時候還請一些臨時工，8個人一個組還種240畝田，還要在米廠正常上班。”“但是如果讓他一個人種30畝，就種不了了？”“種不了，這個肯定種不了，他種13畝也忙不過來了，這就是集約化。”

    閒聊的時候老高告訴我們，其實自己種地能夠賺錢，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原因。

    原來，老高種地和別人不一樣，用的都是有機肥。他不僅種著6000多畝地，同時還開著一個有機肥的加工廠。幾乎每天，這樣的拉糞車都要走村串巷，到處找養殖戶收集禽畜糞便。

    “一天這個車子最起碼半車，一天就得半車，兩噸左右。”“高總不收的話就倒掉了？”“倒掉，全部倒掉。”

    這位養殖場的負責人説，以前沒有老高來收的時候，這些牛糞就只能偷偷地找個地方倒掉了，雖然知道這樣做可能會污染環境，但也實在是沒有別的辦法，老百姓就是白送也沒人願意要，因為使用這有機肥可遠比不上用化肥省時又省力。

    但是在老高眼裏，這些禽畜糞便可都是白白撿來的寶貝。“有機污染物，放錯了位置是壞東西，放了田裏是好東西，最好的東西。”

    4年之前，老高承包了2000多畝土地用有機肥做實驗，僅僅靠種糧食就收入了300多萬元。老高説，時代變了，大家種地的觀念也要變，只要能種出優質的大米來，銷路是根本不用發愁的。“零售價可能比人家就要高出0.5元錢一斤，一畝地，有機肥種增加收入150元到300元。”

    這些人都是附近的村民，平時沒事的時候，大家就喜歡湊一堆在這裡聊天，當地人把這種地方叫做“小碼頭”。有人開玩笑説，這個碼頭上既有“大老闆”，也有“小地主”。“您是打工的？您呢？”“我們都是，都是一樣的。”“您也是打工的？就您手裏有地？”“他們幫我搞。”“您是老闆。”“幫我撒肥料。”“您呢？”“他也是老闆。”“您流轉了多少畝地？”“一百多畝。”

    老高説，其實自己種的6000畝地，並不全是他直接流轉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這些中小承包戶在種，他們之間是一種合作的關係。“我們集約化合作，育苗又好，你去種，我給你肥料，收入我們收回成本之後，都是你的，都可以。”

    對於一般的承包戶來説，他能以成本價使用合作社的現代化農機來育秧、插秧，還能按每畝300公斤的標準，領取配發的免費有機肥；種植全過程都由合作社來指導，種出的稻穀出售給合作社，能比市場平均價高0.6元/公斤，這樣算下來，一畝地就至少能增收100元到200元。

    按照蘇州市農業轉型發展的要求，規模農業要向更加環保，更高産出的的生態農業升級。現在全市已形成優質糧油、特色水産、高效園藝、生態林業“四個一百萬畝”的現代農業發展格局，並在全省率先實施了基本農田保護和生態補償機制。

    眼下老高正忙著和周邊村裏的土地股份合作社談合作的事情。他打算把更多的種糧大戶組織起來，成立更大範圍的土地股份合作社，統一用有機肥水稻，這樣既能提高種糧收入，又能改善環境。

    老高這樣的想法，與紫霞村的黨委書記吳炳文一拍即合。“我們目前第一步，僅僅是一個規模農業，但是規模農業沒有解決農民種植一個根本的問題，你要農民增收，他種植的面積以及管理模式，他只是從一個散戶集中到一個農戶，政府補貼只是考慮到今後農業的發展打下一個基礎，也是政府貼了錢來推動農業産業化的發展，農業産業化的最終目標就是高效農業，高效農業的最終目的就是讓農民增收。”

    老高説，以前説農業是大地上最美的風景，現在這種説法得改改了，應該説沒有污染的農業才是大地上最美的風景。

    老高並不孤單，在幾十里地之外的三山島上，他有一個志同道合的朋友。

    每次見到這種場景，吳惠生就會歡快的像個孩子。

    三山島位於蘇州市洞庭東山西南的太湖中。因為和大城市一水之隔，三山島保留了未被開發的原生態風貌，成為蘇州地區有名的生態旅遊區。吳惠生在三山島上做了二十幾年村書記，他對這裡的一草一木都充滿了感情，在我們眼中他就像個傳説中的——島主。

    三山島上的每個旅遊景點都是老吳自己設計的，其中最得意的就是他規劃建造中的面積達2000多畝的人工濕地。

    這是一幅三山島堤岸的全景圖，是建造人工濕地前吳惠生自己拍下來的。這光禿禿的堤岸是小島島體長年受到湖水衝擊，水土流失的結果。而更讓吳惠生下定決心建濕地的，是給所有太湖居民都帶來過麻煩的太湖藍藻。“這一塊過去非常臭，現在濕地建成以後，藍藻全部解決了。”

    當城裏人都在忙著招商引資搞建設的時候，吳惠生卻因為外國女婿的一句話而苦苦堅守。“女婿來了三次，他對這個地方非常感興趣，他走的時候給我講了一句話，老爸（這裡）不要成為水泥森林。”

    用吳惠生的話説，這些年，想來開發這裡的房地産開發商快要踏破門檻了，成百上千萬的項目也有不少，可就是沒有讓他滿意的。按照吳惠生的話説，除了賺錢之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這個地方不能招商引資，但是招商引資要做這個項目，你要搞商業化的建設，搞房地産，這個肯定不行。”

    老吳説，他多希望這個世外桃源能一直保留下去。他可以一直生活在這裡，守護著這裡。

    三十年前，蘇南模式讓魚米之鄉的農民遠離了貧困，三十年後，這塊土地上又在發生著一場名為“城鄉一體化”的變革，每一次變革都意味著一次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那麼在這次城與鄉的碰撞和融合中，利益的天平又該如何平衡呢。採訪中，蘇州市委書記蔣宏坤的一句話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説，“利益的和諧才是最大的和諧”！作為城鄉一體化的推動者，政府在實施過程中如何保障農民群體的利益，讓農民和市民一樣分享經濟發展的果實，遠離“被一體化”的煩惱，這才是城鄉一體化的核心訴求，而這遠比一幢幢聳立的高樓大廈要重要得多，在蘇州，這場試驗還在進行中。

    策劃：姜詩明

    本期主編：于浩

    編導：厲成功 周琰